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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虑（第2页）

庄子对现实政治可以说是极度的厌恶，他认为自己所生活的现实社会是一个比无道的社会还要黑暗的社会。《庄子·人间世》说：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不过庄子心态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公元前36o年，道家“宋尹学派”代表人物尹文子出生。

宋钘、尹文他们二人曾经讨论过什么是天，什么是人，什么是天人的关系问题，并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宋钘、尹文二人就是按他们的天人合一理论为指导办事的。宋钘能做到当整个社会都赞美他时，他也不因此而更加努力；当整个社会都批评他时，他也不因此而更加沮丧。这是因为他能认定内我和外物的区别，能分清光荣与耻辱的界限。而尹文对世俗的声誉也不积极去追求，对耻辱也不时时去厌恨。他们为救民而说教，为反对战争而呼号，为贯彻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走遍天下，不辞辛劳。

尹文子对人性也做了归纳总结。

《尹文子》：圣王知民情之易动，故作乐以和之，制礼以节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礼乐独行。礼乐独行，则私欲寝废；私欲寝废，则遭贤之与遭愚均矣。若使遭贤则治，遭愚则乱，是治乱属于贤愚，不系于礼乐。是圣人之术与圣主而俱没，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则乱多而治寡。乱多而治寡，则贤无所贵，愚无所贱矣。处名位，虽不肖，不患物不亲己；在贫贱，不患物不疏己。亲疏系乎势利，不系于不肖与仁贤也。吾亦不敢据以为天理，以为地势之自然者尔。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义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触地是焉。故曰：“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

尹文子治国思想也推崇道家无为而治。

《尹文子》：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

《尹文子》：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道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恭谨，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凡此八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显于尧、汤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治；用失其道，则天下乱。

《尹文子》：夫治之法，莫大於使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争。今也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也甚於无法。立君而争贤，是贤与君争，其乱也甚於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而贤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断於法。此国之大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缘身而责名，缘名而责形，缘形而责实。臣惧其重诛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

《史记·商君列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

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商君书·农战》：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

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罚，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他们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政绩显着。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了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公子虔诬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西南）。尸身被运至咸阳车裂，全家被杀。

商鞅死后不久，纵横家苏秦来到秦国，说惠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於齐，而习之於鬼谷先生。

鬼谷一派也是道家学派，他们的理也是道。

《本经阴符七术·盛神法五龙》：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纪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容无形化气，先天地而成，莫见其形，莫知其名，谓之神灵。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养五气，心能得一，乃有其术。术者，心气之道所由舍者，神乃为之使。九窍十二舍者，气之门户，心之总摄也。

鬼谷一派也对人性作了总结区分，并且依据人性的差异性去纵横捭阖。

《鬼谷子·捭阖》：夫贤不肖、智愚、勇怯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

鬼谷一派的治国思想，中正而已矣。

《鬼谷子·谋篇》：天地之化，在高于深。圣人之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者，则可与语。

公元前334年，纵横家苏秦到燕国，等待了一年多才见到燕文侯，并最终说服燕文侯合纵赵国。

功成名就之后，苏秦回到家，看到以前那些瞧不起他的亲戚畏惧，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苏秦最终在齐国遇刺，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照计行事，诛杀了凶手。

公元前313年，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出生。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国，因学问博大，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荀子是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

荀子的天道观更接近于道家。

《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疆（同“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