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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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7页）

  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有各自性格的不同，有社会处境的不同，更大的怕还是教育背景的不同。不同的教育背景，就会有不同的思想训练，也就会有不同的人生理念，不同的社会理念。这之中，最重要的，该是不同的思想训练。这一点，在他们最初的交往中，就显示出来了。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时，胡适尚在美国。四月九日收到杂志后，胡适给陈独秀写了封信，其中说：&1dquo;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有自己的主见，同时又容许他人提出不同意见，共同讨论，明辨是非，绝不以己意强加于人。二十七岁的胡适，已然有了这样豁达坦诚的态度。只能说，这是受美国民主教育与思想训练的结果。

  且看陈独秀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接信后陈即复信，信中说：&1dquo;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he11ip;&he11ip;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坚定是够坚定的了，也正说明了思想训练之不足。陈独秀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能说与他的这种固执己见、不容他人质疑的性格没有一点关系吗？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2）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胡适给陈独秀的信，在胡适的思想展史上，是一份重要文件。他的许多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容忍等人生理念与社会理念，在这封信中已彰显出来。这些理念，可说是一生恪守，未曾更易。有的还有展，比如关于自由，晚年更进一步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对胡适的民主自由的思想，不可作简单的理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先生，写过一篇论文《胡适对民主的阐释》，对胡适的民主思想有较为系统的概括与评价。兹撮录如下：

  胡适晚年，对民主一词下过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1dquo;民主的真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1dquo;千言万语，归根只是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价值，人人都望可以自由展”。他又将这种生活方式归结为&1dquo;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很多人都理解为利己主义，不是的，这是一种积极的个人主义。用胡适的话说，就是：&1dquo;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若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这是胡适一九一八年写的《易卜生主义》中的一句话。

  胡适所说的个人主义的精义，可以概括为&1dquo;独立自主，参与奋斗”八个字。民主的生活方式，就个人来说，是独立的，是有充分个人自由的；但就整体来说，是参与的，是有一个共同理想的。独立而不参与固然无法达成这个理想，参与而不独立，也会失掉个人的价值。在民主的生活方式中，中国人所最需要的是参与而不党同，独立而不避世的精神。

  胡适还说过，民主只是一个过程。换句话说，民主永远不会有实现的一天。无论现在的社会是如何的民主，我们总可以盼望一个更民主的将来。我们必须不断地在独立和参与之间努力奋斗，才能一天一天地让我们的生活方式接近民主的理想。

  胡适谈民主时，常与自由并举。在他看来，民主与自由是一物之两面，不容分割。将民主落实到一个制度上时，胡适说这个制度&1dquo;只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残，不受群众压力的压迫”。他又说：&1dquo;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的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杀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胡适手稿》）

  &1dquo;少数服从多数”是&1dquo;参与”，而&1dquo;多数不抹杀少数”是承认&1dquo;少数”的独立。这样相互尊重的关系是建立在对不同意见的容忍上。

  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思想界起过巨大作用的知识分子当中，始终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并不多，胡适是这少数人中的重要一员。

  在《胡适对民主的阐释》一文的开篇，周质平先生有一段话，可说是对胡适一生思想主线的概括：

  胡适从他留学时代开始，直到1962年去世，半个世纪当中，民主自由始终是他思想中的重要成分，也是他坚持努力的一个方向。终其一生，他确信民主自由是&1dquo;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从不曾因为世界政局的改变，而动摇过这个信念。（《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