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321页（第1页）

  宗入手，对佛教唯心主义教义和虚无的人生态度进行了批判和彻底否定；他还对佛

  家的&1dquo;能所”概念加以改造、阐，辩证地论述了&1dquo;能”（主观）、&1dquo;所”（客观）

  间的关系，认为&1dquo;因所以能”、&1dquo;能必副其所”，为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展作出

  了贡献。对老、庄学说，王夫之也有深刻的研究，&1dquo;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

  见其瑕”（《老子衍·序》），采取批判、改造的态度。在&1dquo;知”和&1dquo;行”的关系

  问题上，王夫之指出，朱熹的&1dquo;知先行后”说是&1dquo;先知以废行”，王守仁的&1dquo;知行

  合一”说是&1dquo;销行以归知”，击中了理学和心学的要害；他认为&1dquo;行可兼知，而知

  不可兼行”，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明确提出&1dquo;知也者，因以行为功”，这一极为高

  明而精采的见解是过去的知行学说所难以企及的。他还痛斥宋明道学家的&1dquo;惩忿”、

  &1dquo;窒欲”、&1dquo;灭情”等扭曲人性、伦理异化的谬论，主张天理即在人欲中，&1dquo;随处

  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这种思想对后人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在经学方面，王夫之也别开生面，贡献卓。其治经的主要特色是征实，他的

  儿子王放说：&1dquo;府君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

  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疏，至于书志年表，考驳同异。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间之，

  而更以见闻证之。”（《姜斋公行述》）夫之为学的严谨态度和求实精神，于此可

  见。

  一部《周易》，数千年来众说纷坛，穿凿附会、纠结不清。王夫之的《周易稗

  疏》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笼罩在《周易》上的重重迷雾，其&1dquo;大旨不信陈抟之学，

  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清图、纬书杂说，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谈玄妙附合老、

  庄之旨。故言必征实，事必切理，于近时说《易》诸家为最有根据”（《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下引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书经稗疏》针对宋人苏轼《东

  坡书传》和蔡沈《书集传》中的空疏玄虚之说，一一加以订正，&1dquo;驳苏轼《传》及

  蔡《传》之失，则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

  《诗经稗疏》则考订草木鱼虫山川器服以及制度，&1dquo;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

  《笺》诸说之遗，&he11ip;&he11ip;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春秋稗疏》致力于地理的考索，

  在许多地方弥补订正了杜预的阙失&he11ip;&he11ip;清同治间，曾国藩刻《船山遗书》，在《序》

  中说：&1dquo;先生殁后，巨儒迭兴，或改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

  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之于

  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可见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对有清一代学术界的深远

  影响。

  船山史学的立足点，仍在经世致用，他说：&1dquo;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无由也，则恶用

  史为？”（《资治通鉴·光武（十）》）王夫之的史学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在

  《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春秋世论》以及上文曾征引的著述中随处可

  见其对历史的评说，而成书于晚年的《读通鉴论》31卷和《宋论》15卷，更是系统

  的史论巨著。在这些著作中，夫之运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观察和解

  释社会历史现象，显现出越前人的理性主义光辉。

  王夫之对传统的历史观进行了总结式的大清理。邹衍的&1dquo;五德终始”说以&1dquo;五

  行”解释历史，认为每个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某一德，由于五行相胜，历史就按土、

  木、金、水、火的顺序，五德&1dquo;相次转用事”，并不断循环往复。夫之对这一遗毒

  既广且深的谬说深恶痛绝，他抨击道：&1dquo;五德者，邹行之邪说，以惑天下，而诬古

  帝王以征之，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读通鉴论》

  卷16），一针见血地揭破其蒙昧主义本质。董仲舒承袭邹行之说，略加改头换面，

  提出&1dquo;三统循环”论，认为黑统、白统、赤统分别代表某一朝代的特性，历史就以

  三统依次嬗递的方式周而复始；朝代更迭，典章制度方面也要有相应的改变，即所

  谓&1dquo;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意。对此，王夫之指出：&1dquo;历虽精，而行之数百年

  则必差；&he11ip;&he11ip;若夫服色，则世益降、物益备，期于协民瞻视，天下安之而止矣”

  （卷19），比如自隋文帝定黄色为帝服之色，以后各代相沿不改，无非是因为黄色

  &1dquo;明而不炫，韫而不幽”罢了，与所谓&1dquo;天志”毫不相干，也不包含什么神秘的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