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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皇帝篇18（第1页）

第88章北朝皇帝篇（18）

在新的南进战略下，北魏利用南朝宋齐易代之机兴兵淮北。拓跋宏在主政之前，由于受到冯太后的影响，对于征服江南，统一全国，似乎已有成策。其亲政后，进一步明确相关南征战略，并不断亲率大军，动对南齐的军事攻势，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江南的愿望。正是在这一愿望的驱使下，拓跋宏亲政后不断谋划对南朝的战争，并决意将都城迁移至洛阳。[27]对高句丽至北魏践祚，秉承华夏之主的继承地位，其对周边部族、势力集团的封赏直接继承了既往王朝的传统。对周边民族，北魏展现出拉拢的姿态，试图保持国际影响力，将原有的国际体系继续维持下去。对高句丽的册封就是明显的例证。实际上，这是“羁縻”政策在特殊形势下的变化。取得华夏正统名分最大益处即是可以使得北魏统治者减少在其扩张中遇到的阻力，而在与实力层面相同的对手竞争中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

孝文帝太和年间，魏丽关系基本理顺。从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六月至太和十八年（493年）十月迁都洛阳，期间十八年之久，双方基本保持了友好往来。

北魏力主与东夷诸部建立和平关系，保证东部地带的平稳；高句丽在时任国王高链主持下也朝着与魏交好的方向推进双方关系，致使此时期双边关系一直保持了较为和平稳定的态势。

期间，太和十五年（49o年），高句丽王高链逝世，而业已亲政北魏的孝文帝特为高句丽王高链举行了隆重的哀悼大礼。

文化移风易俗拓跋宏迁都洛阳后，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等。洛阳聚集着大量的鲜卑贵族，孝文帝为了推广汉文化，不惜以彻底清除本民族文化为代价，禁止这些鲜卑贵族延续本民族语言、传统、风俗。但孝文帝推行汉化之后不久，在洛阳现仍有妇女穿民族服装。

儒佛文化

孝文帝改革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在洛阳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作为都，洛阳集中了全国的文化精英。这也是令南朝人感慨“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的缘故。除鲜卑文化、汉文化之外，佛教文化也在洛阳大行其道，使得洛阳文化呈现出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特征。佛教信仰在洛阳大行其道，与孝文帝大力引入礼教改革北魏风俗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北魏佛教信仰的一个特征，即儒家思想与宗教观念的融合。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如颜之推，在谈到佛教时充分肯定其宗教义理和社会功能，对批判佛教的言论给以多方面驳斥。吕思勉论说南北朝宗教信仰时，曾提到：“中国人之于佛，流俗虽不免迷信，士大夫之有识者，固多能知其教义。既能知其教义，自知其理与儒、道无二，而建寺、造像等，徒为烦费矣。”历史评价史书评价《魏书》评价孝文帝：“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绪，早着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着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太祖抚运乘时，奄开王业。世祖以武功一海内，高祖以文德革天下。”历代评价时人又称高祖孝文皇帝“追悦淹中，游心稷下”。

元诩：高祖孝文皇帝，远遵盘庚，将迁嵩洛，规遏北疆，荡辟南境，选良家酋胕，增戍朔垂，戎扞所寄，实惟斯等。

裴延儁：“五经治世之模，六籍轨俗之本”，“先帝天纵多能，克文克武，营迁谋伐，手不释卷。良以经史义深，补益处广，虽则劬劳，不可暂辍”。[31]崔光等：“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业，克清祸乱，德济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圣膺期，惟新魏道，刑措胜残，功同天地，宜配明堂。”最终，北魏朝廷也最终施行了崔光等人的建议。

王通：“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又云：“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32]虞世南：“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山解辫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比夫武灵胡服，不亦优乎！然经国之道有馀，防闲之礼不足，臣主俱失，斯风遂远。若其威仪技艺，鲁庄公之匹也，亏损盛德，吁可惜哉！”司马光：“选举之法，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子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蔽。故夫明辩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诚鲜矣。”

欧阳修：“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叶适：“用夏变夷者，圣人之道也。”又认为：“孝文志切有为。”“有舜、文王之姿。”真德秀：“元魏孝文号为贤主。”解缙：“有宋则及于汉而过唐……辽惟圣宗，道宗二主历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历四十余年，皆与宋讲和，号为承平。然以元魏孝文兴礼乐，崇文治方之，恐犹有径庭也。然则宋之为宋，比之汉唐而有光；辽金之为辽金，比之元魏而犹歉。”王世贞：“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元魏孝文……凡二十九主。”

赵翼：“古今帝王以才学着者，曹魏父子、萧梁父子为最，然皆生自中土，绩学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岁即登帝位，此岂有师儒之训，执经请业，如经生家所为，乃其聪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论者。……可见帝深于文学，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讳者，虽亦才人习气，然聪睿固不可及已。其急于迁洛，欲变国俗，而习华风，盖于性灵而不自止也。”[35]吕思勉：“人无不有恋旧之心，有恋旧之心，即无不自爱其语言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厘定，如立三长之制，及正官制，修刑法是也，别于他章述之。史称孝文“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大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此自不免过誉，然其于文学，非一无所知审矣。亦虏中豪杰之士也。”

翦伯赞：“孝文帝迁洛和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展、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从服装和语言的改革说来，鲜卑旧服不合于“华夏衣冠”传统，也不适宜于中原农业社会的生活；鲜卑语言不能反映迁洛后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内容，不适宜于作全社会的交际工具，因而都需要改革。鲜卑贵族命官班爵以武功为准，与汉人士族制度不合，妨碍了鲜卑族和汉族统治者的进一步糅合，妨碍了北魏统治进一步加强，因而也需要改革。孝文帝的改革主要着眼于鲜卑贵族，着眼于巩固北魏政权，但是客观上却促进了拓跋部全族同汉族的融合。”

唐长孺：1孝文帝改革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有所展。由于三长制、均田制的实行，不少苞荫户从地主豪强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变成国家的均田农民。这一时期北魏所控制的户口大大增加，大约比西晋统一时期增加一倍。……此外，北魏还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是由于国家所直接控制的人口大量增加，因而使国库的收入增加，国家的实力增强的结果。2孝文帝的改革曾遇到很大的阻力。他为了减轻这种反抗力量，便给予鲜卑贵族许多利益，授予高级官位，让鲜卑贵族在洛阳享受荣华富贵，占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样一来，洛阳的贵族官僚便日趋腐朽，他们的贪欲由于财富易得而越来越大。拓跋部内部分化更为激烈，贵族变成了封建主，人民则越来越贫困，特别是住在北方边境的拓跋部和各族人民更为贫困。洛阳的贵族与北部边境的拓跋部统治者之间，和北方边境拓跋部和各族人民之间都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拓跋部内部的阶级矛盾、拓跋部的洛阳贵族和北方边境本部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3孝文帝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鲜卑贵族的权力，使部分苞荫户从汉族大地主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但另一方面却又给予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若干利益。因而到孝文帝儿子（元恪）的统治时期，北魏的政治便日趋腐朽，曾经一度有所抑制的贪污之风重又盛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