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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肝胆两昆仑（第1页）

李庆海的"厚"，表现在对同志宽厚如金上。他以严治军、以厚化人，两手抓，两手都过硬，让官兵们自觉拥护爱戴、追随左右。战场上李庆海为掩护唐蒙壮烈牺牲，以鲜血唤醒唐蒙奋勇杀敌的决心。

面对喜欢牢骚的金开来，李庆海正面引导，培养重用，多次推荐其担任副连长。李庆海身上的真诚相待、推己及人的高风亮节，使得九连的凝聚力、战斗力强如钢铁，成为一支能干事、成大事的钢铁集体。

军人的爱并不是花前月下，李庆海的情感世界深沉细腻。他和妻子韩玉秀聚少离多，总是靠书信传情、互诉衷肠。但是他们相亲相爱、理解尊重，成为连队官兵羡慕、相传的佳话。爱情不是甜言蜜语，而是牵挂相守、呵护尽责。

结婚后妻子来部队探亲，李庆海为她端上热水泡脚，呵护有加。韩玉秀是个坚强独立、任劳任怨的女人，以柔弱双肩挑起家庭重担，他们的爱是真善美的化身，有无穷的感召力、引领力。爱国就是爱家，爱家即是爱国，这就是军人的"家国情怀"，李庆海以行动给出了最好的诠释。

对自己严以修身，是李庆海身上一名军官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他的律己不仅体现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更体现在小事小节上。李庆海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视战友如亲人，对高干子弟出身、作风稀松的唐蒙，没有半点指责、轻视排斥，以心交心"扶他一程"，用革命的锻造使其脱胎换骨。

李庆海做人磊落，因父亲去世、哥哥牺牲，家徒四壁，欠下战友62o元钱，欠单直至牺牲仍揣在胸口，上写请妻子和母亲用抚恤费还清欠账，并交上最后一次组织费用。

坦坦荡荡干事、正正规规立身，胸怀何其大、人格何其美！一滴汗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个英雄故事可以引千万人的思考，在李庆海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中泽军人的军魂！

《险峻青峰山下的花环》作为一部以赞颂英雄为主题的主旋律电影，并没有将"英雄"这一形象片面化，使其疏离于人民，而是将英雄放置于人民之中，化身为人民本身，无论是守田人出身的李庆海，还是高干子弟出身的唐蒙，其本质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在保家卫国的至高使命上并无思想高度的差异。

唐蒙心中只有希望过上安逸富足日子的愿望，这个愿望朴素而真实，是正常人的正常追求。唐蒙一开始的贪生怕死，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思维，可是作为军人，你就要改变这种思维，李庆海对于现实不公的隐忍以及金开来的口无遮拦都使得这三个被公认的英雄并不显得过于高大伟岸，反而多了几分性情中人的真实朴素。

战争的悲剧意识来源于战争本身的残酷，战争其实就是一场民族斗争，种族斗争，它的生，换位思考并没有对错，只能说是丛林法则的生存之道。

中泽守田人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食，捐赠给了南蛮，没想到却养出来一窝狼崽子，所以这一仗不得不打。

战争给人的考验是生存与死亡的较量，是血与火的洗礼，是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灾难性的巨大毁灭。《险峻青峰山下的花环》中雷军长的儿子在执行任务中因火箭筒连续两哑弹的事故导致被敌军现，不幸阵亡。

与以往"伟光正"的电影不同，《险峻青峰山下的花环》对哑弹的生产背景给予了说明——哑弹是在"文字狱"时期被生产出来的。影片从侧面展现了国内混乱局势对于战争的间接影响才是导致"小雁鲸"牺牲的主要原因，而敌人的炮火不过是加揭开这一事实的催化剂而已。

战争能使本来就悲惨的人物变得更加悲惨。《险峻青峰山下的花环》中的连长李庆海在英勇牺牲后，其生前因为为父治病欠下同志们的62o元钱没了着落。他母亲与妻子为了帮其还账，省下部队给其家属的路费，甚至要用抚恤金来将这欠款还清，此情此景令军长都不忍并感叹国家对待英雄的不公。

而韩玉秀这样的女人，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已经极其罕见了，一个女人辛苦劳作维持一个家庭，晚上躺在床上还要为在前线的男人担忧，害怕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传来，也只好让白天的自己更加忙碌，而不再去胡思乱想。

《险峻青峰山下的花环》的悲剧，是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的，它真实地再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反映了一定社会现实的本质。因此，它的悲剧形式是崇高而壮丽的。

《险峻青峰山下的花环》对关键细节的布置和处理相当巧妙，这些细节在烘托人物精神境界、表现人物复杂心态等方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李庆海阵亡之前把血染的欠账单交给唐蒙，李大娘婆媳为节省开支步行16o多里山路来到九连，吃饭时解开用做蚊帐的纱布缝制的包袱，把里面包着的些微黑乎乎的煎饼碎片儿放进面条碗里等等细节，强烈地渲染了李庆海、李大娘等人近乎纯净的人格境界与道德情操，具有极深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它表明英雄主义精神绝非空洞高玄之物，而是常常见诸琐碎行事，或者说，自然流露、毫不做作、真诚朴素的行为才能彰显真正的英雄本色，而现实当中就是因为有这些无私奉献的人，我们的祖国才能够繁荣昌盛。

电影里正面写雷军长的地方不多，但雷军长在矛盾冲突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不仅支持自己的独生儿子凯华从雁鲸调到前线，而且让他到担任尖刀任务的九连参战。

他治军严谨，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他仿佛一团火，令战士欢呼，叫伪君子胆寒。他不仅在电话上痛斥曾经救过他命的贵妇人，而且在全师干部大会上甩帽呵责贵妇人的可耻行为。

雷军长以高度的组织原则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制止了唐蒙的调动，使人心大快，鼓舞了部队的斗志，这个正面形象虎虎生风，不同凡响，形成了一股镇压歪风的浩然正气。他身上使人看到了真正的高风亮节，看到了组织的力量。

贵妇人千方百计要把儿子调离参战部队，雷军长却千里迢迢把儿子送上前线。大敌当前，干部中两种思想的尖锐矛盾冲突，同时也揭示批判了军内某些领导的官僚主义与不正之风。

金开来是个有楞角、斗争性强、思想作风与军事技术都过得硬的好同志，因为敢说敢为，好提意见，爱议论而被认为是思想境界不高的"牢骚大王"，虽然连里多次打报告要提升金开来，但都未被批准，直到部队开赴前线才批准提拔为副连长。

金开来在上战场之前，买了不常喝的好酒，一句烈士陵园见，更是让人泪目，他带领尖刀排劈荆开路，为部队打开胜利的通道，扛着火箭筒横扫敌堡，最后为解决连队战友们难忍的饥渴而不顾个人得失，去砍甘蔗，表现是十分突出的。

然而他牺牲之后，某些领导人不顾九连的强烈要求，坚持不给金开来记功，并认为他为一捆甘蔗而死，破坏了所谓的纪律。这些始终未正式露面的人物代表着一种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只凭一己之好恶看人的错误思想。他们对爱憎分明、敢于斗争、为了胜利勇于献身的金开来不仅不能按功行赏，反而嗤以鼻，认为他死得不值。

金开来是正直坦率的好同志、是大义凛然的英雄。通过金开来生前死后的表现及某些领导和群众对他截然不同的评价，《花环》揭示了官僚主义作风与实事求是精神的矛盾。而某些领导人对唐蒙的曲线调动大开绿灯，贵妇人四处活动却并没有人阻止，说明有那么一些人在迎合她，和她一起搞不正之风。

《险峻青峰山下的花环》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军队内部的矛盾，而且通过贵妇人母子与李庆海一家的生活状况和政治表现，反映了某些高级干部与普通群众在生活水平上的悬殊，在思想认识上的差异，以及对待革命事业的不同态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群众关系的问题：组织的高级干部应当怎样对待自己，怎样对待养育我们的人民群众？

唐蒙和李庆海两家都是革命家庭，两家的历史瓜葛体现了战争年代军民的鱼水深情。李大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妇救会长、支前模范，她用乳汁养育了唐蒙们，用小车支援了革命。

她的亲人一个个为革命献身，她把这一切看作是对国家、对革命应尽的职责，不指望领导来表彰功，也不想有人来给他们报恩答谢。她不仅拒绝战士们为李庆海还债，如数地退回了唐蒙的汇款，还帮儿子交纳了最后一次组织费，这一切在李大娘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并不是什么壮举。

然而这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李大娘一家克己负重、顾大体识大局，表现了神州天海郡革命老区守田人的纯朴善良和觉悟，把蕴藏在劳动人民中的可贵精神通过金开来及李庆海、李大娘的表现展示出来，与那位高级干部贵妇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贵妇人是坐着部队特派的小轿车来到连部，李大娘则是下了火车后步行四天才到达连队；李大娘穿的是土布衣裳，在路上吃的是煎饼和咸萝卜，她与贵妇人相比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

可是更悬殊的是两人的思想：一个仍是宽厚朴实，对革命忠心耿耿，保持着中泽劳动妇女的本色和觉悟；另一个却成了高高在上的"贵妇"，为了把儿子调离参战部队，不仅四处活动，还把走后门的电话打到前沿指挥所。

电影毫不掩饰某些曾出生入死的高级干部在地位改变之后思想的变化落伍，也毫不掩饰地写出了当时农村的极端贫困，这些矛盾是尖锐的，也是严重的。

有了地位后，贵妇人考虑个人利益太多，与李大娘相比，思想境界之高下何等悬殊！《花环》真实地反映生活，提出问题，牢牢握住组织的先进与光明这个主导向，在揭露问题、引人思考的同时，使观众看到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使观众们对未来仍然充满信心。

《险峻青峰山下的花环》中以李庆海、金开来为代表的位卑英雄和大义凛然的雷军长始终居于故事线的主导地位，他们在电影中形成一股浩然正气，令歪风望而生畏。是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身教言传使思想落伍的贵妇人开始转变，也使唐蒙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李庆海、金开来等同志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亲人，不向国家多索取一分一毫。小天流着泪想，如果仅是期盼着军功章和丰厚的奖金，他们会那么勇敢地、那么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吗？如果没有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他们是绝对不会扛枪上战场的！

这部影片以平南蛮为背景，通过一系列感人的画面，热情歌颂了以李庆海、金开来为代表的守田人子弟兵。我并不是第一次看这部影片，但每次都感触颇深，银幕上英雄的身影时时催我热泪盈眶。

当战斗打响后，九连连长李庆海没有一丝的犹豫，带领他的战友担任了穿插任务。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可是，当他们攻占主峰后，隐藏的残敌向他们开了枪。在生死关头，他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了指导员，而他却永远地倒下了。

在那些满脑子铜臭的人眼里，烈士的功绩似乎可以成为换取家人荣耀的本钱，但是，他这位天海郡守田人的儿子，在部队开赴前线之前给妻子的信中却这样写道：“如果我牺牲了，望你按政府的条文规定享受烈属待遇，切切不可向组织提出半点额外要求，国家也不富裕，我们要多想想国家的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