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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与奸臣外国共天下（第5页）

秦桧伙同新相赵鼎，利用张浚的个人失策，落井下石，让张浚被罢。接着赵鼎上台，帮秦桧好话说尽。

于是绍兴八年三月，秦桧被任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二次被封为丞相。

第三步，独揽大权。

秦桧自重归故里后，便走上了自己的权力之路，为了成为高宗心腹，将见风使舵的技术用得炉火纯青。不过这是历代权臣的通病，不足为道。那么他为什么会被钉在奸臣之柱上，被后世痛骂？难道他真是金朝奸细，不怕承担“卖国贼”的罪名？其实，未必如此……

（三）终成奸臣

前面说到秦桧经历罢免、复位后，执宰大权终于牢牢握在了手中。

秦桧上台后，一步步排挤掉反对议和的党派，以此不让其他人动摇高宗议和的决心，吕本中、张九成、冯时行、胡铨等皆被贬出朝廷。

十二月，金派张通古、萧哲出使北宋，国书名为“诏谕江南”，秦桧怀疑是封册文书，就与金使磋商，改江南为宋，改诏谕为国信。

其实这里仍旧看得出秦桧是站在宋室立场的，因此说他为金国奸细实在有些牵强。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接着看。

宋金和议的条件为“先归河南地，且册上为帝，徐议余事”。

秦桧打算接受金国条件，但高宗不愿跪拜称臣，接受金国册封。

面对此等侮辱，馆职吏员也上书反对议和，各地军民都义愤填膺。然而生气并没有什么用，高宗发完牢骚还得议和。无奈之下，高宗以“居丧期难行吉礼”为由，让秦桧率朝臣去驿馆接收国书。

和议的第二年，金人背盟，分四路入侵，河南、陕西等地相继沦陷，高宗下诏列举金兀术罪状，打算废掉秦桧。御史中丞王次翁上奏说：“以前国事无人主议，若事态稍变就换宰相，未必妥当。即使换宰相，后来者未必贤能，却排黜异党，乱纷纷的几个月也不能安定。”于是，秦桧的相位愈加稳固。

本来秦桧是主和，虽然憋屈点，但能不打仗就不打。结果金兀术把主和的挞懒（完颜昌）给杀了。于是绍兴十年六月，秦桧一改常态，见大势之变，转而主张伐金。细细想秦桧若是金的奸细，怎会调转矛头攻打雇主？

但是此次奏议并没有生效，为什么？显然高宗不同意。

这让秦桧相当头痛，为了保住荣华富贵，历来顺着皇帝心思办事的秦桧这次依旧一样。既然自家皇帝都不想打，那还是主张议和吧！

虽然宋军诸战线取得节节胜利，甚至岳飞打得兀术弃地而逃，秦桧还是按照高宗的意思主张议和。

战场上的大将本来打得那叫一个欢儿，突然接到高宗命令，让韩世忠罢兵，诸路将帅皆被召回，蔡州、郑州、淮宁府等地再次落入金人之手。

次年，兀术再次南下，骚扰宋室边关。宋将邵隆、王德等连战皆捷，收复部分失地。但是朝中有人坐不住了，一旦打过两河，败金而迎回钦宗，帝位当属谁？于是朝廷再次下诏，令全体将士班师回朝。

全国一片哗然，抗金多年的岳飞愤然泣下：“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然而在朝廷高压钳制之下，岳飞不得不下令班师。

绍兴十一年正月，完颜兀术再度领军南下。二月，岳飞领兵第三次驰援淮西，再次打败兀术。兀术经过这几次南伐，把国家的钱都用完了，就算是“打谷草”也没地儿打了，于是开始求和。完颜兀术在给秦桧谈和的书信中说：“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宋廷乘机开始打压手握重兵的将领，尤其是坚决主张抗金的岳飞、韩世忠二人。

秦桧再次充当了宋高宗的急先锋，先是陷害韩世忠，被岳飞保下。

岳飞回朝后，遭秦桧党羽万俟卨、罗汝楫的弹劾。他们在弹劾中诬蔑岳飞援淮西“逗留不进”、主张“弃守山阳（楚州）”，要求免除岳飞枢密副使之职。

八月九日，岳飞被罢枢密副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兵权已释。然议和之前提是“必杀岳飞”，高宗之命，不可不执行。在秦桧授意下，张俊利用岳家军内部矛盾，威逼利诱都统制王贵、副统制王俊先出面告张宪“谋反”，继而牵连岳飞。

最后，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供状上只留下八个绝笔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宦海沉浮，冷暖自知，秦桧始终明白，要想把官做得稳稳当当的，就必须听皇上的。

所以，和或者战，最后的决定权在赵构。此后，有很多主战大臣弹劾、攻击秦桧，而高宗是这么回答的：“桧，国之司命。”

一朝一代，任何一个皇位的巩固捍卫者、皇权实施的执行者，必须无条件为尊主挡箭。作为高宗命令执行者的秦桧有历代权臣趋炎附势的通病，这不足为奇。但当时家国俱危，尚有靖康之耻的前车之鉴，秦桧依然陷害国家栋梁，不得不令天下人对其唾弃咒骂。

总览宋高宗在位的三十六年中，所任宰相十五位，唯有秦桧最得恩宠，居宰相之位高达十九年。反观同朝代的其余宰相，长的也就三四年，短的就三四个月，不能望其项背。最让人慨叹的是秦桧专职宰相之位，使得高宗并未设立左右宰相，到这里不由得让人深思，这样一个人人都称之为奸臣的人为什么能够长居相位，影响整个宋朝走向。

南宋大儒朱熹认为，高宗将国家大权授予秦桧掌控，结果造成尾大不掉的相权挟持皇权。近世也有不少学者对此的解释为，“高宗为了推行降金讫和政策，不惜大力助长了相权，等到发现相权对皇权的威胁时，已经为时已晚。”或者当代出现大量为秦桧翻案的言论，其主要观点为：秦桧不仅为高宗实现了偏安江南的心愿，同时还在外交过程中，充当了外族冲击的减震器，才使得皇权免遭朝野政治风暴的直接冲击。

概述起来，对于秦桧的评判分为三类：一则皇权相权相得益彰，二则相权牵制皇权，三则相权代皇权受过。三者虽然侧重点不同，却无一例外围绕皇权和相权展开探讨。后人都知高宗并非庸才，不是不知权术平衡之道，如果容忍秦桧的相权遏制皇权，秦桧也不会遭到罢免。根据秦桧两次任相的情况分析，他初期的上升是因为不少大臣鉴于他的履历经验推崇他，后面是因为他主张议和而攻击他。而高宗的态度却是反的，因为他的议和意愿而提拔他，因他主和不力而罢免他。

撇开其他人在议和一事上的大呼小叫，前前后后其实只有一个人在看这群人演戏，那就是宋高宗。这个掌握着皇权的男人，在秦桧第一次任职宰相中只是遵守着一贯务实的主张和用人考核标准。既然秦桧自有良策洽谈议和之事，升他为相，自然属于合理范畴。但是秦桧嘴上说出来的和实际操作结果相去甚远，宋高宗罢免他也是自然的，因为他确实没有能力，身为宰相却不称职，高宗是不可能允许其尸位素餐的。

秦桧二次发迹，是机缘太过巧合。此时客观的国家格局已然发生了转变，由于金朝内部权力的交替，接手者挞懒不仅与秦桧有着特殊的关系，同时金朝转变了对宋的态度，给了秦桧重新崛起的机会。也是借助这一次机会，秦桧才真正开始展示了自己的政绩。较三年前的为相之路，这一次他成长了太多，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秦桧重回朝政之时并非独揽相权，而是几大宰相并立，但是这次为相后，秦桧确实在对金的手段上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有能够解决宋朝与金尴尬局面的能力，高宗刷新了对秦桧的认知。除了这一项主要原因外，在宫廷内部立储的问题上，才真正确定了秦桧独揽相权的地位。

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唯一的儿子赵旉不幸夭折。悲痛之余，高宗接受大臣的建议，从宋太祖的七世孙中挑选伯琮（宋孝宗赵瑗）、伯玖养在宫中。如果出现两位储君人选就麻烦了，历来在确定将来皇帝的这件事上，总能划分出几个派别，互相攻讦。当时与秦桧并立为相的是赵鼎，赵鼎自然推崇年龄稍大的伯琮，然而高宗的态度十分不明确，伯琮有的待遇伯玖也有。东宫之争总有人坐不住，枪打出头鸟，按捺不住的赵鼎遭到了惩罚，被罢相。最聪明的当然属秦桧，高宗没有表明态度，就去擅做主张处处胁迫皇帝立储，这不是找死吗。秦桧懂得高宗这样做的真实想法是“两个都不想立”，在立储一事上，秦桧自然懂得此时无声胜有声。等风口浪尖过去，秦桧提议，再等等，等高宗亲生儿子出生。这一招着实大有成效，赵鼎被罢免后，开启了秦桧独相的时代。

可惜老天给高宗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等待高宗亲生儿子出生的这段时间里，大臣们都倾向于赵瑗（伯琮更名），这就意味着秦桧站在了未来东宫之主的对立面。秦桧对赵瑗的牵制是高宗最愿意看到的，他需要秦桧牵制住赵瑗，牢牢把赵瑗定格在本该有的位置上。毕竟自己的儿子始终没生下来，高宗和赵瑗之间的微妙关系，需要一个人来维持，这个人就是秦桧。高宗既高居于双方之上，又游刃于双方之间，制衡与固位双赢，这才是他放任秦桧独掌相权的目的。对秦桧来说，一面是高风险的对抗，反面则是高收益的回报——相权独握。大家在心里都有一杆秤，谁都不是傻子，只要政权稳定，一切都是小问题。

秦桧帮宋高宗无限期推迟了赵瑗的立嗣时间，同时在洽谈和议上作用很大，便在整个宋室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了却了高宗对外和对内的心愿，同时，在这么多的负面评价当中，还能够寿终正寝，也不难看出并没有所谓的相权侵犯到皇权的地步，因此这里应该属于皇权相权相得益彰、相互配合的情况。

奸臣当道，这是历朝历代不可避免之事。皇权之下，必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宋朝是极特殊的一朝，因为除了奸臣的横行，外交上更是窝囊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