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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人士子前后出版了五部传记,分别为梁启之《王安石传》和《李鸿章传》、吴晗的《朱元璋传》以及朱东润作的《张居正大传》,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这五本传记的作品,无疑都是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今人来看,或许成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和文学成就非凡的苏东坡最富有名气,其他三位皆是位极人臣,也即他们所处时代的政府席执行官。从政治角度来看,苏东坡的影响力式微可忽略不计,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属王安石,从流传至今人的声誉度来看,号称苏东坡的苏轼可位居榜,对于士族上层来讲,苏东坡或许几无可取之处,对于中下层而言,则不失为偶像。这五位历史人物,除苏东坡以文人著称外,其它四位则是挥过政治影响力的,苏东坡本人也并非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他的政治所为仅实施在地方,仅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上世纪的文人们著有这五位人物传记,自有它的社会背景和渊源,给古代的政治人物立传无非是为了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对当前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观念挥影响力,每当政局处于动荡之时,便会有人习惯性将先贤立为榜样,意指今人应当借鉴,典型的如《王安石传》,梁启极力为他辩护及称颂革故鼎新的政绩,更为夸张的是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传》,无脑式的赞扬苏轼,爱屋及乌系人之常情,但过于主观性的贬抑他人而抬高所喜爱之人,实非文人风骨之行。
林语堂历时三年写作的《苏东坡传》,虽有片面之处,但他理解的苏东坡的确是位不错的文学家,这部传记的序言曾说到,苏东坡具有乐天派的秉性,是位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苏东坡有没有林语堂说的那么好,不得而知,不过从他的多诗篇可以知道,确有乐天派的秉性,所谓乐天派无非是面对逆境时,能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倘若说乐天派指每逢事情不烦恼无忧虑,则不足以信,更多的是指在烦恼忧虑过后,积极寻找度过难关的办法和秉持豁达的心态,人有七情六欲,再乐天派也得有负能量之时,悲观主义者也有正能量爆棚的时候。从儒家和道家的核心思想来区分,林语堂被视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本人也曾在英文著作《吾国吾民》中提到,国人皇时的心态倾向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势弱时则是独善其身的道家态度,足见林语堂未能皇,他所偏爱的苏东坡亦是如此。
在仕途上未能皇的苏东坡,今人所知他的政绩,一般会提及他在杭州疏浚西湖之事,并以苏堤留名于今,不过这些政绩放置国家层面则是无足挂齿,因为他未能攀登庙堂高位创造政绩。传说宋仁宗时期,皇帝对苏轼及弟苏辙的文采颇为赞赏,并称为子孙谋的宰相之才,这无疑是喜欢苏东坡之人杜撰的,先文笔才华与治国理政才能并无关联,再者宋仁宗自己的事都很多无法掌控,更遑论预知身后事,退一步说,科举进士绝对都是文学水准很高的人才,宋仁宗岂能就偏偏只识得苏轼之才。苏轼的履历告诉我们,苏轼并不具备宰相之才,文学之才倒是享誉至今,诗词歌赋和书画文章的确是能手,或许自古才命两相妨,文学才能过于耀眼的他,在政治上的命途并非特别好,有过牢狱之灾和贬谪到最南方的经历,在宋朝优待士大夫的背景下,经历牢狱之灾和贬谪至落后的南海也算是一种屈辱。
有人做过统计,苏轼大致有两次影响较大的贬谪经历和一次自请出朝的经历,当然有人将自请出朝的经历也视为贬谪,为官四十载,三次逆境经历大约十来年,这十来年中,是他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其中被贬黄州时尤盛。苏轼被贬黄州的缘由,政治缘由说是反对朝廷推行的新法,导火索是他的诗歌文章,从维护苏轼名誉的角度上讲,则是遭受敌人的诋毁污蔑,鉴于苏轼的才气名誉,世人也习惯性的接受这些说法。不管怎么讲,苍蝇不叮无缝蛋,苏轼必定是有大错特错在先,不然不至于被关押至乌台,其本质是恃才傲物的苏轼,对朝廷的新法政策有意见有想法,固然不足以成为他被押往京城调查及被贬的缘由,但是通过诗词歌赋公开评论对新法的不满或者说牢骚,这便是苏轼的不对了。受乌台诗案牵连的人有几十人之多,苏轼虽是诗案的主要人物,但是“定罪”并不是最重,名叫王巩的朋友被贬谪至当时荒僻的岭南,名叫王诜的驸马都尉(当时皇帝宋神宗的姐夫或妹夫)被削去爵位。
乌台诗案后,苏轼在黄州担任无权执掌的团练副使,虽无权但官员的身份待遇仍在,吃喝玩乐应该是不需愁的,毕竟在此期间,苏轼还和友人同游一百多公里外的庐山,留下哲理诗名作《题西林壁》。然而,乌台诗案被罚最严重的王巩(王定国)就不好彩了,前往贬谪岭南的路上千辛万苦,气候水文不服,为此苏轼感到内疚,表示王定国因他的过错而获罪,在荒僻的南方受苦受罪,不过他们的友谊较为坚毅。他们北归京师后会宴饮酒,得知王定国在岭南艰苦时刻,尚有一位女子深情的长伴左右,遂即兴创作了一《定风波》词赠送,记录了他们叙旧时交谈甚欢但带有伤感的场景。在黄州期间的第三年春天,玩乐依旧的苏轼,与朋友出游却遇上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朋友们淋雨成落汤鸡倍感狼狈,然而词人苏轼却泰然处之,灵感大而创作出名篇词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宋)苏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作者写作这词前,讲到他与友人在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从序言中可知,某次外出巧逢大雨,同行的人都淋雨成了“落汤鸡”,淋湿一身让同行人倍感狼狈,然而词人却很坦然接受淋雨的事实并泰然处之,天晴之后有所感想便作出此词,成为人们推定苏轼为乐天派的代表之作。粤语中有一名为《定风波》的歌曲,歌曲将苏轼这词收录其中,并成为高潮的一段,这《定风波》粤语歌未能广泛传唱,或许与这宋词的旋律有关,用唱歌的方式演绎这词,并未彰显宋词的音乐美,也许也是有可能宋词不适合现代唱腔,也有可能是李清照在其《词论》所言的那样,苏轼之词不协音律,故不适合唱。这《定风波》的妙处在于它创造了名言警句,“一蓑烟雨任平生”与“回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其次整词传达出作者泰然处之的心态和豁达的胸襟,是诗词欣赏者之所以喜欢它的重要原因,用现代话来讲,宛如一碗香滋滋的鸡汤。
见识过竹叶被风吹雨打,曾经听着淅沥的雨声淋打着竹子,想起了苏东坡的这词,甚是理解词的开篇写到“莫听穿林打叶声”,穿林打叶声渲染出,正经历一场疾风骤雨,“何妨吟啸且徐行”,倾盆大雨之时还能照常徐徐前行,毫不在乎大雨浸湿身体带来的狼狈之感,在现实生活中,恐怕也只有释放压抑情绪之人才会享受大雨带来的舒爽快感,常人在大雨中漫步反而被认为是神经。“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顶着风雨,以“轻胜马”的心态从容往前行走,传达出他笑傲狼狈处境的豪迈胸怀,再来总结一番说到“一蓑烟雨任平生”,从眼前的风雨扩展至自己的平生,提升了作者面对人生风风雨雨的胸襟,在宦海沉浮环境中依然我行我素的我情怀。词的上阕着风雨降临时的画面,描写经历风雨后的狼狈处境和泰然自若的心态,通过生活中随遇的一件小事,在简朴中见识深意,传达出豁达的胸襟和寄托着然的人生感想,自是作者乐天派形象的最佳诠释。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微寒的春风吹醒我的酒意,身上还感觉一些寒冷,山头上的阳光却迎照着我,从这词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始料不及的雷阵雨,其延续时间应不长,足以让苏轼一群人顿感狼狈,从下阕开头可知,它侧重描写雨后的画面。结尾处的“回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本词点睛之笔,这句饱含人生至理的神来之言,道出了词人在经历自然一场风雨之后的顿悟,自然界的风雨无法意料,人生风雨亦是如此,在波云诡谲的官场中,自己被贬黄州的这场风雨又算什么。回想来的时候风雨萧瑟的场景,归来时,已无需再理会它是风雨还是晴天,传达出作者不仅能够接受萧瑟的人生境遇,意指被贬至黄州成为罪官,对接下来是迎接风雨抑或是迎来政治上的曙光,自己都已释然,欣然接受。从整词的意思来看,苏东坡是想向外人表示,已坦然接受现在的处境待遇,将用旷达的心胸面对人生风雨。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宋)苏轼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定风波》一词显然不及上面的那,但却是该词牌名下可读之词,同样的,这词也有序言,通过序言可知,苏轼与朋友王巩会宴饮酒时,朋友叫来一位名为“柔奴”的歌妓陪同。这位歌女是王巩贬谪岭南的时候不离不弃,苏轼得知这位歌妓在岭南陪伴友人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于是问起柔奴道,“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却对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也许是被歌妓回到的有所感触加上对朋友王巩的愧疚,于是创作了这词赠予友人及这位善解人意的歌妓。从标题“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可知,这位歌妓或许已经升级为友人的小妾了,后来苏东坡被贬至岭南时,跟随她多年的歌妓朝云,不离不弃并且玉殒岭南,苏轼纳陪伴左右的歌妓为妾。或许有人为朝云不平,为啥只能为妾而不能为妻,恐怕不是苏轼不愿意,而是朝云的歌妓出身,注定不能成为士子的正室,对于士大夫身份的苏轼,不敢为了一位歌妓女子以身试法与士族传统要求对抗。
词中讲到,万里归来颜愈少,这里是指王巩和柔奴从遥远的岭南回来后,人的精神面貌应该是好很多了,所以才言之柔奴微笑时,犹带岭梅香,这里的潜台词应该苏轼安慰友人和歌妓柔奴的,从苏轼的问题便可知,岭南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心力交瘁,而北归京师后才能得以颜愈少。最尾一段,“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即词中序言所叙述的苏轼与柔奴问答,是整词的神来妙笔,蕴含了作者欣赏低微身份的歌妓柔奴,身处逆境依然能保持安之若素的高贵品性。此词的最后一句,至今仍有传诵,广泛流传于漂泊在外的游子脑海里,它能广为或许因为苏轼的这词,但其寓意所表达的内容,其创并非柔奴或者苏轼,在中唐时期,白居易就曾写到,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或许定风波的词牌之名,决定了它旗下的词具备积极豪迈的格调,苏轼的这两《定风波》词,不管是“一蓑烟雨任平生”抑或是“此心安处是吾乡”,都诠释出作者传达积极乐观心态和坦然面对逆境的乐天派形象。道家思想里面,有个说法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喻指在现实的无奈和残酷面前,要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两词都先是苏轼有强烈的道家观念,这也许是林语堂能著有《苏东坡传》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轼的一生,在官场中两次重大沉浮,这两词皆皆源由于他的人生第一次下沉,也是这段时间,他文学成就达到高峰,他第二次下沉时,是贬谪到岭南,年过半百的他虽折腾的辛苦,也有佳作出现,但是其作品的精神及气象远不及他在贬谪黄州的时候。大部分人做不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心态,在逆境时选择苏轼式豁达的心态亦好,身处逆境时,汲取下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回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和“此心安处是吾乡”等一般的心灵鸡汤,未尝不可。值得一提的是,曾经被苏轼视为荒僻的岭南,岁月荏苒不足千年,不仅不是遥远他乡和艰苦之地,而是吸引全国人民纷至沓来的安心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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