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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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一个城里女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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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们给老徐取过一个外号，叫“城里人”。

有一回傍晚放学，在某个车流量比较大的省道十字路口，我们全班在体育委员激情澎湃的“1——2——3”号令下，男生在前，女生在后，集体眼瞎，无视红灯标志，嗷嗷直叫，像一群被火烧了屁股的土匪，拼命蹬着自行车朝马路对面冲。

顿时，主干道上刹车声喇叭声叫骂声此起彼伏。原本正常行驶的机动车有的停车让道，有的挣扎着与我们擦身而过。

这一幕，被老徐抓个正着。

那天，她顶着张不再年轻但彪悍至极的脸杀气腾腾在马路对面追上我们，仿佛拥有宇宙超能量的女奥特曼从天而降，自行车一扔，双脚落地，大喝一声：“都给我站住！”

然后，就在马路边，青天落日之下，无数吃瓜群众的围观之中，老徐进行了一场女子单打。她是施力方，我们是受力方。拍肩捶背拧耳朵，力道随机，男女平等，无一幸免。团揍我们的同时，还免费赠送一浪高过一浪的人格问候。

“一群没规矩的小赤佬！”

“小棺材，正儿八经过个马路都不会！回家问问你们爹娘需不需要你们赶着去投胎？”

“气死我了！我一个城里人，怎么会教育出这种没素质的学生！”

彼时，我们刚刚小升初进入中学没几天，外表像个人，灵魂深处还都是未进化的猴子。老徐是我们班主任。

因为计划生育，每家猴子数量都有限，最多一两只，平常娇生惯养。挨了打骂，很多同学想哭。可是一看老徐年纪一大把，腰身丰腴，个子还不高，骑个骨架掉漆的粉色自行车，却穿了身白色套裙，踩着有几厘米跟的黑色尖头皮鞋。一糟老太太愣是把自己整得跟个大龄空姐似的。打就打了，骂也骂了，居然还矫情兮兮地说什么“我一个城里人”……

年轻人笑点浅，泪点也不深。睫毛都没湿，水分就汽化了。皮相厚点的，当场就喷出了鼻涕泡泡。

后来时间悠悠而过，现役师生之间的诡异感情慢慢稳固。我们发现，老徐对“城里人”这三个字有着超乎寻常的执念。

课堂上抓住有人吃泡泡糖，她各种批评谴责，最后十之八九会以一句“我一个城里人，怎么会教出这么没素质的学生”结束。

发现有人没按时完成作业，同上。

抓住我们模仿某位外地老师的口音站在讲台上胡说八道……仍然同上。

一开始听她滑稽兮兮说自己一个城里人咋样咋样的，我们都感觉好笑。笑多了，不孝劣徒们的感官和心灵都很疲乏，就开始迷茫。

我们不知道老徐家住哪里，户口本上到底是不是所谓的城里人。可要说她不是“城里人”，她又时不时在口头上强调这个身份。

也没有专家给城里人和乡下人划过明确的分界线。我们隐约觉得，像隔壁班那位长得仙里仙气，一开口三分温柔七分傲娇，学生犯错拿把小尺敲敲手心的班主任应该是正宗城里人。人家不仅长得比老徐年轻有档次，做派也比老徐高端大气。

就拿学校每周五下午最后两节自由活动课来说。隔壁班班主任不是带领孩子们参观宠物园，就是领着去山脚下挖泥烧手工陶，或者溜达博物馆。蹩脚点的，也能到太湖边去吹吹风。她衣袂飘飘倚栏而立，给学生们讲讲西施和范蠡，各种浪漫有情调。

我们班——这回老徐找学校食堂借个电饭锅，教我们煮茶叶蛋；下回又找食堂借根擀面杖，撸起袖子指挥我们学习包饺子。偶尔一次校外活动，地点准是农科队。不是让我们帮农民伯伯种黄瓜，就是让我们帮忙收大白菜。回来的时候人手一根人家赠送的新鲜带泥大胖萝卜。

我曾留过心，老徐站在青菜丛中奔放大笑的时候，那气质比接待我们的农民伯伯还要土些。

可怜我们当时小小年纪，就已经学会——看破，不说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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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也是缘分深厚，我们班有幸做了老徐若干年园丁生涯中最后一届学生。

那三年，学校考虑她即将退休，没有分配繁重的跨班教学任务。她只教我们一个班的语文和音乐。

我现在抓着即将呼啸而过的青春尾巴，用一颗成年人的心，再去回首少年时老徐上过的课，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年，隔壁班音乐老师端坐钢琴前，带领全班“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或者“星星点灯”的时候，我们班张着几十张大嘴巴，在老徐铿锵有力的指挥下，师生团结一致“送红军”。从“一送”唱到“十送”。而且往往连送好多遍，送到心力交瘁，送到下课铃响才罢休。

整三年，老徐一门心思教我们唱红歌。我们想学孙悟空造反，她总有五指山来镇压。于是我们班所有的音乐课，不是在“送红军”，就是在“洪湖水浪打浪”，实在不行，我们也得来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有一年中秋晚会，别的班都是唱唱流行歌跳跳小天鹅或者演小品说相声。

轮到我们班，人手一把黄色硬纸板糊成的大刀，为花好月圆的佳节献了一首惊天动地的《大刀进行曲》。唱到最后一句“杀”的时候，老徐要求我们集体单手举刀做出劈空气的动作。那天学校礼堂里的笑声，至今想起仍有魔性。

我问了几个当年一起举大刀的同学。他们的后遗症和心理阴影跟我一致：现在不管在哪儿，只要听到红歌乐曲，马上条件反射，张口就想往下接。

音乐课上得这样令人终身难忘，以老徐的实力，语文课自然也有办法让我们刻骨铭心。

记得上到“杨白劳和黄世仁”那一课时，隔壁班老师特意搬来台DVD，给他们放《白毛女》。看完白毛女，他们趁机占用下面的体育课把当年的爱情大片《泰坦尼克》给一起看了。

我们班就像一群饿了几千年的人，这会儿突然嗅到隔壁在吃红烧肉，两眼绿光，魂不守舍。老徐来了，大掌一挥：咱班今天演小品。一组全是黄世仁，二组全是喜儿，三组全是杨白劳……人人有份，个个都有上台表现的机会。

表演我们不反对。可是，好歹分一下男女角色是不是？当年我就是喜儿那组的。我上台，被迫无奈，冲一个又瘦又矮的女生喊了声“爹”。她是杨白劳那组的。

虽然我们贵为老徐最后一届学生，然而，她在那三年跟我们相处的过程中，丁是丁卯是卯，并不走亲民良善路线。

她要求我们每天写日记，每天都要交给她看。我们烦躁，哪有那么多事值得用笔记下来？可是没办法，师命不敢违。于是我们就瞎编。今天说回家帮妈妈扫地了，明天说帮奶奶煮饭了，后天扶老爷爷过马路。天下好事都被我们做尽，实在没东西可编的时候，晴朗的天空飘来一片云，我们都能闭着眼扯上几百字。傍晚到太湖边散个步，下笔的时候为了凑点儿字数，恨不得往死里感慨：太湖美啊美啊真的好美啊！

当年我们班有好些人，一到上课就控制不住兽性大发。有的像冬眠的熊，上课铃一响就想圈着胳膊睡觉。有的是白娘子化身，一听老师讲课就控制不住要像蛇一样扭来扭去。还有一边偷吃东西一边开小会的，老鼠一样叽叽喳喳。

老徐采取的管制方法很简单，只要有任课老师反映，或者被她亲自抓到——犯一次规抄五遍课文，两次十遍，以此类推。抄到手软，抄到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就看你服不服？

我当时很服气的。上课从不敢乱动，最多两只脚在下面轻轻踩一踩、抖一抖。有一回不小心抖得节奏快了点，幅度也没控制好，被老徐抓到。她站在讲台上含沙射影：有些人表面看起来举止端庄丝毫不慌，其实心里装了一台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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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中学的时候，因为改革开放和政府招商引资的缘故，我们家乡的流动人口日渐增多。

大人出门谋生，有的会将孩子放在老家托付给亲人照看，也有的会带在身边。

那时候小孩子上学远远没有现在复杂。不要房产证不查户口不讲学区，只要你去报名，填个表，交点儿借读费，多数公立学校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

马小薇是读初二的时候从外地转到我们班来的。听说她爸爸当年开个拖拉机来苏寻工做。某天半夜，在路上遇到一个汽车半路抛锚的台商。可能那时候叫拖车远不如现在方便，所以台商请求马小薇的爸爸帮忙。拖拉机拴根绳，顺利地把台商的轿车给拖到了指定地点。后来，台商投资成功，指缝随便漏几下——马小薇的爸爸他乡遇贵人，几年下来房子铺子都有了。

这本来应该是个励志或者跟运气有关的正能量故事。可是马先生演着演着，就篡改了情节，活成了陈世美抛弃糟糠妻的桥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