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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节（第3页）

宋代州的行政长官为知州（府的行政长官为知府），“掌总理郡政，……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同时，各州要设通判一至二员，辅佐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即知州）通签书施行”

但宋代的通判却不是知州的副手，更不是知州的属官，而是与知州平行的监察官（兼行政），所以通判又称“监州”。

知州的政令，须有通判副署同意，方能生效，“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州政府的所有官员包括知州大人若被发现不法事，通判有权提出弹劾，“知州有不法者，得举奏之”，“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通判）得刺举以闻”

由于宋代通判具有“监州”的地位与权力，所以他们尽管品秩低于知州，但气势完全不输知州；他们也用不着唯知州马首是瞻，而是敢与知州一争短长。

如此这般的争执被欧阳修记录进他的《归田录》中：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常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

这样一来，知州与通判便形成了“二权分立”的分权制衡之势，知州虽然是一州行政长官，却无法权力独大。欧阳修说：“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所谓“不和”，其实就是二权构成实实在在的掣肘。

再分享一则趣闻：

欧阳修讲了一则轶事：有一位叫作钱昆的少卿，是余杭人，很喜欢吃螃蟹。他曾请求外任，想到外州当个知州。有人问他希望到哪个州上任，他说：“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3.宋代人口达到万户以上的州，都得设通判一员至二员，个别人口万户以下的小州才未设通判，但如果以较高职位出任知州的，虽不满万户，也必须配备通判。（《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第一百零一章

却说，自荣王府大火将馆阁大半藏书焚灭后，尽管雕版尚在，可只凭国子监一一进行重新刊印的话，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去了。

陆辞不由想起了自己早些时候，卖给书坊的活字印刷法。

正是最能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加上，他看到馆阁和国子监人手短缺，对选人进行遴选也不过杯水车薪，索性忙活起了上递奏疏，给朝廷出‘外包’的主意的事。

真说起来，他这想法，并不算标新立异，也不怕触犯忌讳：不论是大宋的雇佣兵制也好，还是修造建筑也罢，除去在劳役之列的那些外，官府都会在百姓中雇佣匠人，按劳支付薪酬的。

与其新增一大批注定在馆阁藏书补齐后、就成为冗官的低级馆阁职官，倒不如一早就把这所需才识不多、而更需求技术的活计留给更有余力的民间书坊去做。

尽管直到陆辞升职离院，也还没得到上头批准，仿佛就此不了了之，但他在离京前往汾州任职的前天，明明还没到分红的日子，却收到了书坊老板的一张额数颇大的交子。

便不难猜出，这事多半是成了。

此时听得卖山药的父子俩欲买他所编写的《策论细解》时，陆辞先是感到几分哭笑不得，后又是蹙眉疑惑。

集贤堂书坊虽在一些上等州府也设有分店，但户不过万的汾州，却是不在其中之列的。

转念之间，陆辞心里就有了猜测，索性遥遥跟在有说有笑的两父子后头。

没走多远，便见他们拐了个弯，直接进了一家店面虽小，却摆满了各种书籍，且每一道窄小缝隙里，都挤着士人打扮的顾客的‘棚北楚家书铺’。

还有更多的买家，譬如根本不指望能挤进人堆里的这对父子二人，就只有在外头大声喊，希望能让书铺伙计听见，帮上一把了：“我要一套陆三元的《策论细解》！《策论细解》！”

就有人瞧不上他的农人打扮，嘲道：“除了陆三元，还有谁编撰了《策论细解》？你何必多此一举呢。”

对这人的嘲讽，摊主并不予理会，而他嗓门又大，没喊几声，里头伙计就也高声回应了：“《策论详解》已经卖完了！明日会加印一批，赶早些来！”

包括摊主在内、都是冲着《策论详解》来的一干人顿时满脸失望，唉声叹气地走了。

跟着陆辞的一名健仆，就忍不住嘀咕道：“这家书坊小归小，生意倒是兴隆得很。”

要拿汴京赫赫有名的集贤堂跟这小破书铺比的话，显然不论是拿哪方面比，都是一个天一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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