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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唐书的编纂（第1页）

第四节《新唐书》的编纂

一、编纂的历史背景

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开始，仁宗及朝臣张方平、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越来越注意从唐朝历史的兴衰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因为经过百年的发展之后，赵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越来越严重，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辽国和西夏带来的边患问题，更让仁宗和大多朝臣食不甘味、夜不成眠。而唐朝的衰落正是从东北地区的边患开始的。

因此，必须撰写一部新的关于唐代历史的书，充分发挥史书能让乱臣贼子看后或听后为之丧胆、不敢继续为非的功能。二、《新唐书》编纂的过程

庆历四年（1044），宰相贾昌朝建议重修《唐书》。仁宗下诏史馆人员，开始搜集、整理资料。第二年五月、闰五月，仁宗连续两次下诏组成书局，由王尧臣、宋祁宋庠、宋祁兄弟同年参加科举考试，殿试时，本来宋祁第一，宋庠第三。刘太后知道后，以不符合兄弟伦理为由，将宋庠擢为第一，而置宋祁第十。宋祁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等六人为刊修官，曾公亮、范镇、宋敏求等六人为编修官，贾昌朝为提举官。但是，最初的几年，人员变动较大，陆续有人因为官职变动或其他原因离开书局。到皇祐元年（1049），刊修官队伍只剩下了宋祁一人，仁宗于是将他的官职由同刊修副职改为刊修正职，主持《唐书》的编修。而编修官的队伍此后变动也较大，不断有人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第二年只剩下范镇、宋敏求二人。后贾昌朝又推荐王畴加入，四个人于是集中精力于列传部分的厘订和修补工作。皇祐三年（1051），宋祁又因故出知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出京之前，宋祁对倾注了六年心血的《唐书》编纂工作仍是颇为牵挂。鉴于编纂过程中编修官之间常常因为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既影响工作，又影响感情，于是提出由宰相监修国史的主张，既可以体现朝廷对此工作的重视，出现争执不下的情形时，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威做出裁决。仁宗虽然没有马上接受宋祁的建议，却责令宋祁在亳州任上，继续主持《唐书》的编纂工作。于是，宋祁带着未完的书稿到亳州，“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脱脱等：《宋史》二八四，《宋祁传》。。和平时期宋代地方官员大多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宋祁把这些闲暇时间大多用在了《唐书》的编纂上。此间，编修官又增加了吕夏卿、刘羲叟，提举官则由丁度取代了贾昌朝，宋祁又由亳州调到了定州。

至和元年（1054）六月，仁宗诏令宋祁、范镇速上所修《唐书》。宋祁答复说：“计今秋可了列传，若（本）纪、志犹需来春乃成。”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新唐书》重印本出版说明。实际上，宋祁对仁宗说了谎话，一直到嘉祐三年（1058），宋祁才将一百五十卷列传写完。而本纪、志、表三方面的内容，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完成，后来由范镇和吕夏卿二位史家负责编纂。但本纪仍然无人来编纂，更重要的是，全书无人来担任主编。（一）欧阳修主持编修

提举官变为刘沆后，经刘沆提议，仁宗同意欧阳修参与编纂《唐书》。该年八月，刘沆由参知政事升为宰相，他又建议让欧阳修也做《唐书》的刊修官。仁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唐书》的主编便变成了欧阳修和宋祁二人。欧阳修则很快将自己的好友梅尧臣也拉进了编修官的队伍。从此两位主编加上范镇、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王畴、梅尧臣六位编修官的修史团队，一直共同工作到修《唐书》工作完成。

刘沆之所以在《唐书》编纂工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推荐欧阳修担任刊修官，是因为他对欧阳修的能力非常了解，认为他足以担当起刊修官的重任。欧阳修从景祐元年（1034）七月开始，以馆阁校勘的身份参与编辑三馆秘阁藏书（即《崇文总目》），开始对目录学和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欧阳修独自编纂的《新五代史》也基本上完成。欧阳修从庆历五年（1045）开始，又对金石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其兴趣又不同于前人之好奇、收藏、鉴赏、炫耀。他是通过对金石文字的辨识，来纠正史书上的一些错误记载。而欧阳修的诗、文、词，已经使他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不管在朝廷还是在地方做官时的放胆直言及对民生的关怀，更使他名满天下，虽然不断遭到他人的陷害和污蔑，并没有挫败他的锐气。总而言之，作为一个优秀史家所应该具备的史学、史才、史识、史胆，他都具备。

不过，欧阳修、宋祁两位主编，欧阳修一直待在京城，宋祁则一直在外做官，自然由欧阳修承担了各方面的协调工作。欧阳修自己则承担了最为繁重、最难以把握的本纪部分和志、表部分内容的编修。

欧阳修进入书局后，《唐书》编纂工作有了较快的进展，嘉祐四年（1059）和五年（1060）上半年，是欧阳修编纂《唐书》最为忙碌的时期。（二）宋祁做事时的豪奢感

当然，宋祁也染上了不少官员当时的奢靡之风，仁宗天圣二年（1024）的科考状元宋庠，是宋祁的哥哥。他做了宰相之后，深夜还在官邸读书，弟弟宋祁则通宵歌舞作乐。宋庠知道后，大为不满，第二天派人给宋祁传话说：“告诉学士，整日穷奢极欲，还记得咱们寒窗苦读时，就咸菜喝稀饭的日子吗？”宋祁听了传话后，当着传话人的面，就哈哈大笑，对来人说道：“替我回复相公，当年就咸菜喝稀饭，不就是为了今天的享受吗？”典型地表现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形象。

宋祁在编修《唐书》的过程中，非常讲究仪式感，宴席结束，回到府上后，到书房里面，点起两支硕大的大红蜡烛。如果是冬天的话，再烧起两大铜炉炭火，两边站着好几个美女，有的负责磨墨，有的负责裁纸，隔着窗户望去，像神仙一样。远近皆知宋相公在修《唐书》，一项非常神圣的、官家亲自交付的大工程。三、《新唐书》的创新（一）体例的创新

欧阳修是很有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人，所以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新唐书》增加了以往史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

《仪卫志》记载唐代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等出行时的所有仪式及使用的物品，显示皇帝的威严和慎重。

《选举志》记载的是唐代科举制的情况，增设《选举制》，实际上反映了宋代对科举的重视。

《兵志》反映的唐代军队的制度情况，尤其记载了唐代开创的“府兵制”的情况。本质上反映了北宋在面临辽和西夏压力的背景下，欧阳修等人对军队建设的重视。赵宋为何在军力的布置上，一度实行“守内虚外”和“强干弱枝”的政策，实际上鉴于唐朝灭亡的教训，“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二）《五行志》中的创新

《汉书》《后汉书》等史书，每每于《五行志》中记载大量的谶纬神学、荒诞不经的东西，且看《汉书》中的一例记载：

景帝三年（前154）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王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白颈者小，明小者败也。堕于水者，将死水地。王戊不寤，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死于水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

昭帝元凤（前80）元年，有乌与鹊斗燕王宫中池上，乌堕池死，近黑祥也。时燕王旦谋为乱，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籓臣，以骄怨而谋逆，俱有乌鹊斗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乌鹊斗于宫中而黑者死，楚以万数斗于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阴谋未发，独王自杀于宫，故一乌水色者死，楚炕阳举兵，军师大败于野，故众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传》曰：“专征劫杀，厥妖乌鹊斗。”

孔子在其整理的《春秋》一书中，遇到灾异，秉笔直书灾异的状况，至于灾异的成因，则如《论语》所言“子不语怪力乱神”。欧阳修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将灾异与君王治理的得失联系起来，“盖王者之有天下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材于万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伤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则天地之气沴，三光错行，阴阳寒暑失节，以为水旱、蝗螟、风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时、雨非其物，或发为氛雾、虹蜺、光怪之类，此天地灾异之大者，皆生于乱政”（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三十四《五行一》。。欧阳修在《鬼车》一诗中甚至写道：“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两头反为祥。”（宋）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居士集》卷九。

将灾异的成因主要归因于人间的乱政，才能使统治者面对大的灾荒，首先自我深刻反省，检讨自己是否怠政、苛政、乱政。如果有此种情况，赶快采取相应的救灾措施，救民于水火。这实际上也是先秦儒家，自周公开始，历经孔子、孟子，就一直倡导的民本思想的体现，较之谶纬神学鼓吹的“怪力乱神”成因，无疑要进步得多。四、欧阳修的谦虚与让功

嘉祐五年（1060）七月，因为编纂《新唐书》的功劳，朝廷又任命欧阳修担任礼部侍郎，欧阳修连续两次上札子表示不接受此恩赏。他在札子中写道：“臣也深知，因为《唐书》编纂完成，所有的史官，均有恩赏。但是，臣与其他修书官不同，宋祁、范镇到局，各十七年，王畴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各十年以上。列传一百五十卷，均是宋祁一面刊修。占了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二。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从初置局便开始收集、整理材料，功劳最多。臣置局十年后，书快修成的时候，才进入书局，编纂本纪、志六十卷，工作的时间不多，用功也最少。现在和他们一样受赏，臣实愧心。”（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一。

欧阳修如此谦虚，如此贬低自己的功劳，实际上“从文字风格上看，本纪十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有些内容几乎是直接从他的政论文章里照搬过来的”（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点校本出版说明。。

而欧阳修在编纂《新唐书》一书中的认真精神，在其与朋友王道损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唐书》刚刚编纂完毕，起初以为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但是想到一字之误，遂传四方，所以必须亲自校对，其辛苦之情形，甚于书未编成之时。”（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七。

《新唐书》修成之后，朝廷担心欧阳修所修部分与宋祁所修部分体例不一，影响书的质量和声誉，于是诏令欧阳修按照自己的体例做出修改。欧阳修答应了，但是对家人说道：“宋相公是我的前辈，必须尊敬他，况且各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新唐书》因此保留了两种不同的书写体例、两种风格。

关于《新唐书》刊修官的题名，朝廷根据此前朝代官修史书的传统，确定只有欧阳修一人，一来欧阳修官职最高，二来欧阳修贡献最大，于欧阳修而言，可谓实至名归的事情。但是欧阳修坚持把宋祁也定为刊修官。他说道：“宋相公于列传部分的编纂，功深日久，哪能不将他定为刊修官，夺取他的功劳？”（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于是《新唐书》中《本纪》《志》《表》部分写的是欧阳修所编纂，《列传》部分写的是宋祁撰写。

宰相宋庠知道此事后，说道：“自古以来文人相轻，此事前所未有。”（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

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盛赞《新唐书》中欧阳修编写的部分：“欧文不唯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欧史书法谨严》，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