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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 犹念旧日芳满庭（第1页）

吴福辉：犹念旧日芳满庭

*吴福辉（1939—2021），浙江镇海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学者。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左翼文学与京海派文学、现代讽刺小说等。本文系笔者2010年所写《老吴印象》（发表于《博览群书》2010年第10期）与《吴福辉现代文学研究的四大贡献》（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两篇文章融合重写。

2021年1月15日上午，平原兄来电，得知老同学吴福辉在加拿大家中过世了。非常悲恸，什么事都静不下心来做了，眼前满是老吴的斑驳影子。

记得前年春节我还去潘家园看望过他，那时他已患肠疾多年，越发衰瘦，正翻箱倒柜准备卖掉北京的房子去加拿大和儿子过。我说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他解释了几句，便是苦笑，默然。我们又一起去东四吃馆子，他胃口还挺好，兴致又来了，说以后还会回来看看的。我想这怕是很难了。到加拿大以后，彼此联系就很少。我们有一个微信同学群，老吴偶尔也会“冒泡”。我是不太看微信的，直到这两天，我才从“群”里知道一些事。

他去加拿大后仍然肠病缠身，动过大手术1次，小手术3吴福辉次，病况略有好转。去年12月11日，81岁生日那天，还照了一张相，是站在一个门框前边，两手交叉胸前，露出的笑容，似乎不像以前那样灿烂了。还写了一首“自寿诗”，是发给老同学张中的：“八旬伊始困卡城，遍叩新冠万户门。雪岭松直正二度，平屋笔闲又一春。窗前狗吠车马稀，月下兔奔星空沉。壁火如丝冬意暖，犹念旧日芳满庭。”这是老吴的绝笔？可想他在异乡是多么思念旧日往事！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心情！

从1978年读研究生开始，和老吴结交43年了。如今他“潇洒”远去，我还能为老同学做点什么？就写点文字吧。这两天把老吴送我的著作都翻了翻，结合自己平时积累的感受与印象，“研究”一下这位老兄。

吴福辉没有上过大学，在鞍山十中高中毕业后，就留校教中学，教得很好，后来还“官”至教导主任。吴福辉是极聪明的，读书很多也很杂。后来他回忆自己的“阅读史”，10岁之前就已经读过很多文学名著，包括《水浒传》《老残游记》等。1950年代政治化的氛围，对于这位“文学青年”的文学阅读似乎没有多大影响，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名著他都涉猎过。这种“量级”的广泛阅读，培养了他的文学爱好，也养育了他的形象思维包括直觉思维。他的艺术感受力很强，跟青少年时期“无目的”的大量阅读，是有关系的。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这种“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所培养的感受思考和视野，不是科班训练所能达致的。“文青”的“杂览”经历，对于文学真的喜欢，而不只是职业的需要，这些都是吴福辉日后把文学研究作为志业的良好基础。

吴福辉丰富的生活阅历也投射并促助了他的研究。他是浙江镇海人，自小在上海长大。小学毕业时，父亲被调到东北去支援工业建设，举家迁到鞍山，从此他就长作“关外人”。他讲的是地道圆韵的东北话，若遇见上海老乡，立马又是一口纯正的沪语。在他所写的各种文字中，涉及东北的并不多，倒是有关上海的，就滔滔不绝。可见，幼年的上海生活记忆，已经非常深刻地烙印在他的灵魂之中，因为后来长期远离上海，越发构成印象的强烈反差。吴福辉写过一篇《弄堂深处是我家》，非常细腻真切地回忆幼时在静安寺附近爱文义路四寿邨家居的生活情形，连那种声响、气味似乎都还能感触到。吴福辉后来读张爱玲，特别关注的也是张爱玲笔下老上海的生活情味，还专门为此写过七八万字的“看张”——《旧时上海文化地图》，什么居住、街市、店铺、饮食、衣饰、娱乐、茶场、婚礼，等等，叙说中浸透老吴浓浓的乡情，尽管这个“乡”是大上海的“城”。为什么后来老吴那么津津有味研究“海派文学”？为什么格外关注市民通俗小说？跟他幼时的生活经历积淀以及后来因异地迁徙而“放大”有关。都说吴福辉是“南人北相”，上海始终是他梦萦魂绕的家乡，也就成为他文学研究的沐沐源泉。借用鲁迅《朝花夕拾》的话来说，老吴的许多研究都源于“思乡的蛊惑”。

吴福辉幼时在上海的生活比较优裕，后来去了鞍山，在这个中等城市的郊区生活、上学、教书，同学大都是矿工和农民子弟，所处的环境属于社会底层，这个“落差”始终给他这个上海人以“流放”的感觉，但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老吴却也因此而获益，他比许多从学校到学校的学者更切身地感受到中国底层社会的生活情状。特别是经历过“文革”，老吴虽然只是个教员，也受到一些冲击。他说“运动”一来他就夹起尾巴“做人”，“革命”一旦过去，就轮到教育局安排他做“自学成才”的经验介绍了。这种人生阅历虽然说不上很惨，却也是复杂而丰富的，是他日后研究文学的一笔思想“财富”。老吴选择文学研究并不见得有多么高大的使命，他甚至说不上是理想主义者，但他酷爱自由，感情丰富、爱玩、爱吃、爱旅游、爱交友、爱收藏各种奇岩怪石，文学研究只能说是他多种生活爱好的其中一种，他能在其中获得独有的成就感和乐趣。北大中文系给吴福辉的唁电中称赞他“风清气正，机智有情，流而有节，惠学及仁”，我看是恰切的。老吴为人忠厚、和气、低调，体现在他的研究中，极少那种剑拔弩张的批判，也不太在意“意义”“价值”，但很能见出生活的热情与兴致。他研究“海派”，研究“市民通俗文学”，都侧重生活样貌和质感，表现出宽容与理解。

还有一点对老吴来说是得天独厚的，那就是他长期在现代文学馆工作。数十年来，他可以接触很多第一手资料，认识和访问过很多文艺界的元老和名家，可谓见多识广，也形成他审美的多样性和生活化。他的文章很多都是随性自在的，自由放达的。如大家都叫好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若没有文学馆资料丰厚和他见多识广的背景，恐怕是写不出来的。他居然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部巨著，也因为采取了适合他自由个性的那种漫谈式结构，不太考虑什么“中心”或者“价值认同”，就如同一位导游领着读者在现代文学“地理”的各个角落漫游和欣赏，多的是史料、趣闻、细节或者逸事，大家从未见过这样散漫而有趣的文学史，这也是吴福辉的成功。

还有一点特别要说说，就是吴福辉大多数著作都没有参加过各种官方的立项，不属于项目，也没有资助，他就自己放开手脚去做，是比较自由的。像《沙汀传》和《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都是做了四五年才完成。我曾写文章批评现今学界艰难而烦躁，是因为多数人都被项目和计划所牵绊，甚至只能做“命题作文”，处于“项目化生存”的状态。有多少题目真是自己有兴趣的？不过是为了“中标”或者某些实际利益而操作罢了。这一点老吴就占了“便宜”，他的研究基本上都是“自选动作”，而并非计划内的“项目”。这是老吴的“优势”，他们这一代很多都是退休之后才“自由绽放”的。研究吴福辉，以及吴福辉这一代学者，应当考虑这个因素。

下面，我再说说吴福辉的学术贡献，我认为有四方面很突出，会给后来者所记取的。

第一，是参与筹建现代文学馆。吴福辉是研究生毕业就分配去筹建现代文学馆的。那时八字还没有一撇，他们先是在沙滩老北大红楼附近的地震棚上班。我听老吴说过，最初只有四个人，三个老同志，只有吴福辉是“专业人士”。后来经巴金呼吁，胡乔木协调，借了紫竹院边上的万寿寺做筹办的办公室，人员也陆续增加了杨犁、舒乙、刘麟、王超冰、董炳月等（我说的可能不全）。破旧的院落，老吴住在寺院里，整天忙着访问作家，收集、抢救资料。有时我去看他，特别是在夜晚，繁星闪烁，风声锐利，寺院格外寂寞，老吴却很能静下来，一篇一篇地做他的文章。那是他最忙的时期，又是他的写作高峰期。凭着学问实力，后来老吴担任了副馆长，又兼任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与副主编，成了现代文学界最活跃的角色。文学馆后来也就搬到朝阳区新址。老吴在文学馆一待就是三十多年。无论文学馆、学会或丛刊，他都是元老，贡献是巨大的。

我特别要说说他刚去文学馆那几年，和杨犁等主编了一本《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选编重点是1949年之前的作家，共有708人，每位作家都有一个小传，附上作品的书目。那时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几乎人手一册，影响很大。现在年轻的学者未必了解，“文革”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复兴，其实是从编“作家辞典”开始的。在吴福辉这本辞典之前，已经有过北京语言学院老师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其中也收有很多现代作家。老吴这部辞典是聚焦在现代作家，非常详尽。这项工作几乎从零开始，难度是很大的，但以“辞典”的形式让一大批被批斗埋没的作家重新得到评价，这本身就是“拨乱反正”。现在看来只是工具书，其实功莫大焉。

吴福辉的第二个贡献，是“海派文学”研究。“海派”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它不是个方向相对一致的文学流派，而是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特殊环境里产生多种流派样貌，而又显示其某些共同特色的文学潮流。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过“京派”“海派”之争，注重文学趣味与道德感的沈从文，曾把上海一些作家命名为“海派”，认为其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买”相结合，甚至把当时左翼的“革命浪漫蒂克”文学也归入“海派”。后来还引起一段论争。沈从文是从“京派”的立场观看“海派”，有明显的偏颇，但他显然说出了当时存在“海派”这一事实。可是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对于“海派”根本不提，80年代最流行的文学史也都没有“海派”的位置。直到80年代末，严家炎做小说流派研究，第一次给“新感觉派”命名，并以专章论说，“海派”的一部分才成了“出土文物”。而吴福辉审时度势，几乎也就在这个时期开始了他对“海派”小说的专门研究。他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就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海派”文学的著作，在学界已经有很多评论，这里就不展开谈论了。吴福辉的“海派”文学研究不见得最早，却是最为系统和全面的，而且从他开始，“海派文学”这个名词就在文学史论著中“登堂入室”了。

大家未必意识到，在“海派”文学方面有更大影响的，是吴福辉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所写的相关部分。该书1985年上海文艺版开始给了“新感觉派”、徐和无名氏的小说专门两节论述，并小心翼翼冠名“洋场小说”。到1998年，该书做了很大的改动，就专门打出“海派小说”的名堂，给予专节论述。其中概述了“海派”小说的世俗化与商业化，过渡性地描写都市，以及性爱描写等特点，论及的作家除了新感觉派的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还有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禾金、黑婴，等等。“海派”从此正式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地位，而这部分是吴福辉写的。后来有关“海派”文学的研究多起来了，可以说是吴福辉带了这个头，他的“海派文学”研究不但领风气之先，而且至今仍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标杆。

吴福辉的第三个贡献，是市民通俗小说研究。关于这方面研究的大本营应当是苏州大学，范伯群先生是领军人物，最早呼吁把通俗文学写进文学史。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年出版。但1997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时，就曾专门辟出三章来叙述“通俗小说”，其中涉及民国旧派小说、鸳鸯蝴蝶派、武侠小说，等等。这是第一次把“通俗小说”融入综合性的文学史，并给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这部分工作是吴福辉承担的。2016年该书第三次修订，他又把“通俗小说”的三章重写，易名“市民通俗小说”，几乎增加了三分之一篇幅。老吴下了很大功夫，他自己也很看重，还把重写的三章收到他的《石斋语痕二集》中。我知道很多老师使用这本教材时，大概都不把“通俗小说”纳入教学计划，但作为一本完整的现代文学史，“通俗文学”的有机融入，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其实这三章是很难写的。通俗文学作品太多，要从中选择，还要加以评论，得花相当大的功夫。

吴福辉的第四方面贡献，是提出“大文学史”观，并尝试写成《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文学史是可以不断重写的，每一历史阶段都可能也应该出现不同写法的文学史。十多年前，有过关于现代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反思，普遍对以往文学史叙事方式表示不满：那就是常见的从“五四”前后开始，以时间为“经”，文体与作家作品为“纬”，突出代表性作家的评论的模式。这种叙史方式以教科书功能的考虑为主，有意无意都想写成文学的“正史”。这种“不满”由于受到历史学界的“新历史主义”的启发而引起新的想象，希望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凸显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等多种关系，由过去围绕单一“中心”的文学作品解构策略，转为多中心或者无中心的历史状态叙述。那时就出现关于文学史写法的多种设想。诸如“文学生态说”（严家炎）、“雅俗双翼论”（范伯群）、“先锋与常态说”（陈思和）、“重绘文学地图”（杨义）、“民国文学”（李怡等），等等。这些想法角度各不相同，也都有他们的合理性，问题是如何落实，操作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于是就有吴福辉的大胆尝试，很包容地提出“大文学史”的概念。他的意思是要消解“主流型”文学史，倡导“合力型”的文学史，把文学史看作文化场域中多元共生的文学变化史。并借用王瑶先生的说法，做学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一个观点为主，如同一张唱片转圈子，发出声音；另一种是叙述多个观点，发散型的，如同织毛衣，一针一针地织，再一块一块地连缀起来。吴福辉就采用“织毛衣”的办法，用三四年时间写成了《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这部文学史让大家耳目一新，因为从未见过如此结构、如此丰富的内容。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传播、接受，以及作家的生存条件，他们的迁徙、流动，社团流派的活动，等等，全都囊括其中，一条一条叙述，一块一块铺陈，试图构成文学发生的“原生态”。加上丰富的资料罗列，名家逸事的安插，年表、大事记的罗列，特别是大量的插图，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效果，有点像逛博物馆。

这部文学史是“散点叙事”，去“中心”化，以及有意淡化作家作品的分析，读完以后似乎目迷五色，抓不住要点，自然也有它的偏颇。但这毕竟是大胆的尝试，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文学史，也可以说是对以往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

后来吴福辉还与钱理群、陈子善合作，编写过《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线索，采用编年的书话体来结构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为文学史的叙述与评价提供了新的角度，虽有趣，却驳杂琐碎，不得要领，未见得达成所谓“全方位的立体的文学全景的效果”参见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其中也提到他自己的疑问：这样的文学史“大”了以后会不会丢失文学史的本性？。无论如何，吴福辉“晚年变法”，不是坐而论道，也很少在理论上与人交锋，他就实干，以一人之力放手去写，终于写成了“插图本”这部气象万千非常好看的“大文学史”。此书你也许可以挑出这个那个“不足”，却又读得有滋有味，不得不佩服。这是吴福辉的第四大贡献。

吴福辉是个坚实、卓越而低调的学者，他给现代文学研究做出很大贡献，后来者能从他的著述中获益甚多。他以八十二岁高龄离开这个世界，是在大洋彼岸，那个冰雪覆盖的地方辞世的，也还是那么“低调”。据他的家属说，老吴是睡梦中猝发心脏病过世的，可谓“善终”。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学来说，这多少也就有点宽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