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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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花碎影少年时（第1页）

星花碎影少年时

大约写于1990年，曾收入《100个博士的少年情》一书，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版。

我在粤东山区的紫金龙窝中学上的初中。当时正值“大跃进”的年代，没有太大的考试压力，无所谓考“重点”什么的，我的童年有些任性，却自由而快乐。

“大跃进”过后就正规上课了。我还是恋着玩，迟到、旷课是家常便饭，被老师批评也是常事，当三好学生、评优秀生更不会有我的份。但有一件事极大地改变了我，那就是老师居然推选我当一家专区报纸的小通讯员。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特别感谢老师。他大概发现我有些特点，喜欢写个歌谣、编个街头剧什么的，所以才决定发挥我的“专长”，而不再计较我有时调皮违反纪律。这件事使我第一次静下来琢磨自己，慢慢懂得了要把劲使在正道上。

当了半年的通讯员，一篇新闻稿子也没有登过，倒是把写作的欲望调动起来了。当看到自己一首四行小诗真的登在《紫金农民报》上时，我是那样的兴奋与自豪，到邮局去领那五角钱的稿

费，好像谁都在用羡慕的目光打量自己似的。我爱上写稿投稿，刊出的机会其实不多，但能收到退稿信，也有几分得意。初中毕业时，我已经在地方报纸和《红领巾》等一些少年期刊上发表多篇诗作了。我甚至整整一个暑假闷在家里，写出一篇中篇小说《悠扬的笛声》。那是以大革命时期老区的斗争生活为题材的，我并不理解和熟悉这种题材，不过是模仿峻青、王愿坚等作家的笔调，将“访贫问苦”中所得的素材加以想象虚构而成。写完后自己就觉得拿不出手，也未曾投稿。这种模仿性的写作对我的文字能力训练倒是很有好处的。几十年过去了，我还保存着这份稚嫩的稿子。

1961年，正值国家严重困难时期，我考入县城紫金中学高中部，难以承受的饥馑就直逼过来了。那时每个城镇户口的高中学生一个月只配给十几斤大米、一二两食油，根本没有肉食，天天都饿极了。我在学校附近一户居民家中租住（学校无寄宿），通常早上蒸一小碗米饭，划成三份，供一日三顿就着酱豆腐吃。早餐吃掉三分之一，没油水，到第二节课就饿得头昏眼花，提前回去吃掉那当午餐的三分之一，午餐又提前吃掉晚餐那三分之一，晚餐就没有饭吃了。晚上自习，只好硬挺着饿劲，实在挺不住，就弄来野菜或稻草做的糕饼填填肚子。当时许多同学都因营养不良病倒了，开会、上课时常有人晕倒。为了减少活动量，有一段时间体育课也取消了。一些同学饿得受不了，或因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便陆续退学了。留下来的则在学校的组织下一边生产自救，养猪种菜，一边坚持读书。

尽管生活如此艰苦，但并未减弱我当文学家的念头。在困难中我总是憧憬未来：想着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那句话“面包会有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关于“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那段名言，我也当作座右铭，激励我为理想而奋斗。我除了上好课，完成作业，还争分夺秒挤时间读更多的书。我在用两块半钱租来寄住的那间潮湿发霉的小屋里做着自己的文学梦。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读书使我忘记了饥饿，使我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与超越。

高中三年，我不像初中那样凭兴趣去写作投稿了，而是接受比较完整的教育，打好学文科和写作的基础。课外，我找来一大堆有关哲学、历史、逻辑学、修辞学、古代汉语，甚至天体物理等方面的书，闷头苦读。有很难懂的书也找来读，比如康德的哲学，似懂非懂中激发了理论的兴趣。

我按计划选读了上百本课外书，先是读概论性、常识性的，如杨伯峻的《古代汉语语法》，巴人的《文学论稿》，还有《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等，以期对各学科轮廓有所了解，然后再读更加专门化的书，如一些断代史、文学家专题研究，等等。其中不少是大学的教程，我当时读起来比较吃力，但力求认真细读，目的很明确，就是扩大知识面，同时阅读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那时中华书局出一种古诗文活页文选，2分钱一薄本，几乎每出一本都要买来看的。我采用快读法，连滚带爬地读，有时一天就读一部长篇，主要获取直观的整体审美感受，了解各种不同的创作风格与体式。快慢结合的两种读书法为我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文科知识基础，直到今天，我还经常同时使用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法。

紫金中学的副校长叶启青，支持我成立鲁迅文学社，还出版壁报。把自己写的诗文抄录到壁报上，那种满足感不下于报刊上的发表。紫金中学一度文风鼎盛，与这位校长的鼓励有关。我的语文老师是钟川先生，做过记者，读书很多，知识面很宽，很令我崇拜。他的宿舍有一个书柜，里边摆满了《安娜·卡列尼娜》《白痴》《草叶集》等名著，每次到老师宿舍，摸一摸那些书脊，都挺美的，既羡慕又向往。老师介绍我们读一些名著，还重视指导写作。他几乎每星期都对学生作文进行讲评。钟川老师似乎并不关心考场上如何应付，也不去猜题，而总是很有针对性地评讲我们写作中常见的问题，打好写作的“底子”。我的一些作文经他细心批改，哪儿欠缺，哪儿不错，哪儿可以变通，至今还有印象。老师还常为一些喜欢文学的同学“开小灶”，指导我们将阅读、欣赏与写作结合起来。记得《青春之歌》出版后，学校只购得两本，只好撕开来一张张贴到布告栏上，每贴几张，我们就挤到布告栏下去读，边读边讨论开来，从文学形象、艺术特点、作品思想意义一直到人生观等问题，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老师则将这种阅读、讨论引导到作文之中，我们写成了一些颇有生气的文章，参加报刊上的讨论。我因此对文学评论写作有了兴趣，记得有一年紫金花朝剧团演出历史剧《冰娘惨史》，我还写过一篇万余字的评论，挺勇敢地给剧团的导演送去。导演大概从未得到过这种评论，也很是惊奇。

现在的年轻朋友常用更现实而怀疑的眼光去看我们那一代的单纯与理想主义，有时他们可能很难理解。不管怎样，我确实是在理想的激励下发奋读书，度过那艰难的岁月的，那时我很充实。中学的学习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我后来的学业基础，决定我人生道路的选择。我至今常迷恋紫金山下的读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