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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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墨生涯

  曹雪芹的文学事业，端很早，如前所述，远在他少年放浪、被钥空房时，就已可能种下了写作小说（尽管那也许还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雏型）的种子。到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定名为《石头记》的小说，不但早已成形，而且已然有了"再评"的本子。现今流行于世的"甲戌本"，基本上应该是这个本子的遗迹（虽然它上面出现了较晚的批语，如有的晚至甲午，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但这可以是后人从晚出别本的过录汇抄，也可以是批者就原本历年6续有所增添）。甲戌本前面有《凡例》，《凡例》的最后一则是第一回的"总冒"（此"总冒"在后来坊本中早已混为正文，不再可辨），"总冒"最后是一"标题诗"（原本每回都应有"标题诗"，诗意切合本回内容；而这第一诗却不是切合第一回，而是笼罩全部书的句意，可证这独属回的"总冒"亦即兼属《凡例》，而为其末·例，并非转抄误连），那诗说：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注：这诗，似即出于脂砚斋之手。我们今天读古代人的这种题诗，最须细心分析评论，如单看前四句，那就会或者认为这一派虚无、消极的人生观就是"红楼梦主题思想--色空论"，或者认为这种思想歪曲了曹雪芹。其实，无论批书者还是作书者，如果他们真是这样的看法，就不会再去批书、作书了；所以后四句的啼痕、抱恨、字字是血，才是要紧的所在。）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痴情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由这个本子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o39;石头记&#o39;〔按指从此书许多异名中选定此名〕"的话来看，那抄阅再评实际也就是一次整理写定的工作，因此上引的那标题诗应即甲戌年所加的。可知到甲戌年为止，曹雪芹为写这部小说至少已经历了十年的辛勤劳苦。由甲戌上推十年，约当乾隆九年甲子（1744）。

  在我们极端缺乏史料、只能窥测推断大概的条件下，不能不注意到这里有一个现象：乾隆九年是敦诚初入宗学的年头，而乾隆十九年是敦诚写诗怀念曾与雪芹宗学相聚、并表明此际雪芹已经移居西郊山村的仅仅前二年，--可见雪芹移居城外的确切年头相去乾隆十九年必不甚远，即当在这年的前后。而如果敦诚既入宗学，雪芹也约略同时在宗学做事当差，那么，雪芹十年辛苦、经营写作《红楼梦》的时间，就大部分和他在宗学的时间相吻合。看来，这种吻合并非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宗学固然绝不是曹雪芹认为最"理想"的地方，他在这里的经历也不会是十分愉快的，但这毕竟是一个学校，和其他当差的衙门、侍卫的宫廷等等之类的地方大有不同，它是一种闲冷之地，比起宦场的那些乌烟瘴气、恶态丑形，在此要算清静幽雅得多了，而且不管当时师传弟受的"学业"是些什么，这里到底还是和墨诗文较为接近的一个"文化"之地；再说职位虽贱，终有一定的薪给，使曹雪芹的贫困生活得有相对的稳定感；他的差事也不是如何繁重，工余暇豫的时间较多：所有这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一个便利写作的环境。他充分利用了这个对他说来已然是十分难得的条件，决意要完成他蓄志已久的小说创作事业，--恐怕这可能是当日的实际情况。

  以乾隆九年而计，那时曹雪芹才不过二十岁刚过：这样年轻的人，会创作出《红楼梦》这样深刻巨丽的作品吗？这个疑问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想到，开始创稿时的《红楼梦》，当然不会是十分完整和成熟的，实际到雪芹逝世为止，这部小说始终是在经历着一个惨淡经营的过程。到甲戌年"再评"本出现时，曹雪芹已然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了，何况甲戌年还远远不就是他最后写定的时期。"再评"本回里"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自白，就说明了这整整十年都是他在不断写作、丰富、提高的岁月。现在所能见到的许多乾隆年间的旧抄本《红楼梦》，文字章回，种种差异，或巨或细，没有一个本子是和另一本完全相同的，这也说明了《红楼梦》随时都在修订、润色，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定型的。曹雪芹天姿极高，绝顶聪明，而又早慧，二十岁过便开始经营《红楼梦》，并不是什么出乎常理之外的事情（注：明清时期特别早慧的文人，有确凿证据证明并非记载夸诞的，例子甚多，举不胜举。袁枚七岁能作律句（十二岁中秀才）；王士禛八岁能诗；吴兴幼女严静甫九岁善书，兼工墨竹；陈洪绶四岁即能画十余尺巨像。邵二云五岁能作排律诗，龚自珍二十三岁就作政论文章了。至张岱自状其亡父张耀芳，云："少极灵敏，九岁即通人道，病瘵几死，日服参药，大父母夹持之同宿，至十六而方就外傅。"（《瑯澴文集》卷四《家传》）则封建时代之人子岂有捏造此等情事以厚自诬其尊亲者乎？故知为实录无疑。我举这后一例证，有人甚至颇为惊怪，以为"欠妥"。但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岂能自设清规戒律，连史实都不敢讲一讲？）。

  由于曹雪芹的特殊身世和经历，他自幼便饱经忧患，阅尽沧桑，从较为切近的人情物态，一直看到了较大范围的种种世间相，对那个使他不胜其憎恶、愤疾的社会，日益走上叛离的道路。他认识到，在那个社会里他不可能作出什么有意义的事业；他看到，要想达到抒写自己一腔愤慨、挥个人文学才能的目的，在士大夫所热中的那些文学形式里是找不到出路的，于是他就下决心要彻底作个"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人，誓要以一生的精力来写一部为大雅所不齿的"演义闲书""小说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