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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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手绢吗赫塔米勒诺贝尔演说（第2页）

领取邮包时你都会碰到

瞧瞧这里

我是坐火车匆匆旅行者

也是汤盘里面樱桃雪利

从来不和生人交头接耳

绕过电话总机直接交谈

那个星期后来我去看送给他这张招贴画的时候，他说，你应该贴上“给奥斯卡的”。我说：“不管我给你什么东西总是你的”。他说，“你必须贴上，不然这张白纸板不知道这是我的。”我就把画带回家，贴上“给奥斯卡的”，第二个星期再给他送去，就像我走出大门先是没有一块手绢，现在我第二次走回来带了手绢。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以手绢结束的。

我的外公外婆还有一个儿子叫马茨。三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把他送到提米苏拉去学习商业，这样他将来就能接管家里的谷物生意和杂货店。那个学校里有德国来的老师，是真正的纳粹。马茨可能一面受到商人的训练，而更主要的是被培养成一个纳粹分子——按部就班地洗脑子。毕业的时候，马茨已经是个狂热的纳粹，成了另一个人。他狂呼反犹太人的口号，就像一个白痴让人不可理喻。我外公曾多次驳斥他：说家里的全部财产都要归功于犹太商人朋友预先提供的信贷。当这些都没有用的时候，我外公也扇过马茨几个耳光。但是这个年轻人的理性已经完全毁掉了。他在村子里做宣传，欺负那些拒绝去前线为纳粹卖命的人。马茨在罗马尼亚军队里本来有一份文职工作，但是他急于要把理论变成实践。他自愿报名参加党卫军，要求把他送到前线去。几个月之后他回村里来结婚，因为在前线见识到了战争的罪恶他多少变得聪明一点，他利用当时流行的骗人花招逃回来躲避战争。这个骗人花招就叫做：婚假。

我的外婆在抽屉最深处保存了两张她儿子马茨的照片：一张是婚照，一张是遗像。婚照上展示的是个全身穿白的新娘，比新郎还高一头，瘦削而严肃——长相真如麦当娜一个模子出来的。在她头顶顶着一个蜡制的花冠，叶子看上去就像雪片做成的。她旁边是身穿纳粹军服的马茨，一个士兵而不是一个丈夫，一个新娘保镖而不是新郎。他回到前线不久，遗像就很快送到家里来了。它展示的是一个被地雷炸成碎片的士兵。遗像有手掌大小：在一块黑色田地的中间是一块白布，上面有一小堆灰色的人体残骸。衬托在黑色田地上的这块白布，看上去就像孩子的手绢那样微小，像是画在中间的设计奇怪的一个白色方块。对我外婆来说，这张照片也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在白色的手绢上是一个死亡的纳粹，在她的记忆中是一个活着的儿子。我外婆终其一生都把这张意义双重的照片夹在她的祈祷书里。她每天祈祷，她的祈祷一定也都有双重的意义。从一个可爱的儿子到一个狂热纳粹的分裂也很可能伴随在祈祷中，祈求上帝也能脚踩两头维持平衡，给儿子一份慈爱，给纳粹分子一份饶恕。

我外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是士兵。他知道他提到儿子马茨的时候该说什么，他经常痛苦地说：“旗帜开始飘扬的时候，人就会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这种警告也适用于我后来经历的那个时代。每天你都看到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这是我决心不吹的军号。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的确不得不违心地学过拉手风琴。因为在家里我们有一架红色的手风琴，本来属于死去的士兵马茨。手风琴的背带对我来说太长了。为了不让背带从我的肩膀上滑下去，我的手风琴老师就在我背上用一块手绢把它们系扎在一起。

我们是否可以说，正好是最小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军号，手风琴，或是手绢，可以把生活中最不相干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些东西如行星绕行在轨道中，在周而复始中它们的偏差显示出一种形式——一个“魔圈”。我们可以相信这种事，但是无法说出来。但是，无法说出来的，我们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动作，一种从头脑到手的劳作。嘴巴就跳越过去了。生活在那种制度之下，我说话说得很多，主要是因为我决定不吹军号。通常，我说的话都会带来痛苦不堪的后果。但是写作是在沉默中开始的，在工厂的那个楼梯上，在那里我不得不应付比我能大声说出的话还多得多的事情。生的事情无法再用说话来表达。说话表达，你最多能在高度上再加点东西，可是事情本身的全部范围却不会再扩大。那只有在头脑中我才能默默地拼写出来，我用生的渴望来应对死的恐惧。这也是词语的饥渴。只有词语的漩涡可以把握我的生命状态。它拼写出嘴巴不出声音的事物。直到有某种我从来不知道的东西出现。与现实平行的，是词语哑剧开始表演。它们不在乎任何现实主义的规格，把最重要的收缩起来，而把无关紧要的扩展开。突如其来，突奇想，词语的魔圈赋予所体验到的事物一种着魔般的逻辑。这种哑剧表演不留情面难于驾驭，让你渴望更多而立刻精疲力竭。

当我是一个楼梯玩笑的时候，我就像小时候一样孤独，独自在河谷里放牛。我吃草叶和花，这样我就能属于草叶和花，因为它们知道如何生活而我不知道。我叫着它们的名字和它们说话：“奶浆草”意思是叶子锯齿状而草茎带有白色奶浆的植物。但是这种草对我说的“奶浆草”这个名字毫无反应。我就试试不用“奶浆”或“草”而用其它随便想到的名字：“锯齿苋”、“针针叶”等等。用这些假名字，其实我叛变了真实的植物，揭示了这种植物和我之间的巨大空白。失态丢脸的是我其实大声对自己说话，而不是对植物说话。但是失态丢脸对我其实又是好事。我看护着**，而词语的声音看护着我。

词语的声音知道它必须欺骗而别无选择，因为事物也会欺骗它们自身的材料，感情也会用它们的姿态手势引起误会。词语的声音，以及连带着这种声音而产生的真实，存在于材料与姿态手势欺骗的交点之中。在写作中，这从来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这种欺骗所具的诚实性问题。

回到当年的工厂来说，当我是个楼梯玩笑而手绢成了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也在字典里查到“阶梯利息”这样漂亮的词汇，这是说贷款的利息可以像阶梯一样逐渐上升。这种上升对一个人来说是费用增加，而对另一个人却是收入增加。写作中其实也两者兼具，我越深入文本向下挖掘，那么从我这里夺走的我写下的文字越多，而且也越来清楚显示，有什么从那些生活中的体验中丧失。只有词语能够有这种现，因为它们事先并不知道。在词语出乎意料地抓住了生活体验的地方，也是词语最精彩之处。最后它们变得如此强加于人，以至于生活的经验必须死死缠住词语，这样才能避免分崩离析。

在我看来，物体不认识它们自己的制作材料，姿态手势不认识自己的感觉，词语不认识把它们说出来的嘴巴。但是为了确认我们的存在，我们需要物体，我们需要姿态手势，我们需要词语。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自由。

有一个清晨，在我快要离开罗马尼亚移居国外的时候，一个村里的警察来找我的母亲。她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想起来：“你有手绢吗？”她没有。尽管警察很不耐烦，她还是到屋子里去拿一块手绢。在派出所里，这个警察朝她大脾气。我母亲的罗马尼亚语不太好，不明白他叫喊什么。所以他离开了办公室还从外面把门反锁上了。我母亲坐在那里被关了一整天。最初几个小时她就坐在桌边哭泣。然后她走来走去，然后开始用她的眼泪浸湿的手绢给家具擦掉灰尘。后来，她又从墙角拿出水桶和墙上的钩子挂的毛巾来擦地板。后来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真是惊恐。我问她，“你怎么可以这样，帮他去打扫办公室？”母亲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她说：“我就找点事做，好打时间。而且那个办公室那么脏。碰巧我还带了一块男人用的大手绢。”

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通过这些额外的然而也是自愿的忍辱负重，她还是创造了一些尊严。我尝试在一幅拼贴画里找到可以说明这种尊严的词语：

我想着在我心里昂扬的玫瑰

想着无用的灵魂像一个筛孔

但是拥有者询问着：

谁会得势占上风

我说：拯救你的面皮

他咆哮着：面皮

不过是块污迹糟蹋的绢布

没有心智没有头脑

我希望我能为所有那些被剥夺着尊严的人说一句话——一句话包含着手绢这个词。或者问这个问题：“你有手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