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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昭公六年（第1页）

鲁昭公六年

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吊如同盟，礼也。

大夫如秦，葬景公，礼也。

鲁国人忙着参加葬礼。

正月，杞文公去世。杞国是个小国，因为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公主，所以杞国受到晋国的特别照顾。包括鲁国在内，很多诸侯曾被晋国安排去给杞国修城。鲁襄公二十九年，迫于晋国的压力，鲁国还归还了一部分原先占领的杞国领土。鲁杞之间，颇多龃龉。现在杞文公去世了，鲁国还是“吊如同盟”，派人前去隆重吊唁，当然是“礼也”。可是，这种表面上的“礼”，有多少成分是出自内心，有多少成分是做戏给晋国人看，只有鲁国人心知肚明。

去年冬天秦景公去世，今年春天鲁国派大夫前往秦国送葬，这也是合于礼的。顺便说一下，秦景公去世后，太子即位，是为秦哀公。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

“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

三月，郑国“铸刑书”，也就是将刑法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向全社会公布，供全体士民学习遵守。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在当时却是惊世骇俗的。

晋国的老学究羊舌听说这件事，特别给子产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

“原先我一直对您寄予厚望，现在没有了。先王根据事情的轻重来断判案件，而不制定刑法，是因为害怕民众有互相争夺之心。即便如此，仍然不能禁止有人干坏事，因此又用道义来教育，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引导，用信用来维持，用仁爱来奉养。设立官职俸禄，是为了奖励那些服从领导的人；严厉地判刑，是为了警告那些胆大妄为的人。这样犹恐不能奏效，所以用忠诚之道来训诫他们，根据行为来奖惩他们，用专业知识来教育他们，和颜悦色地驱使他们，庄重严肃地对待他们，态度坚决地审判他们，还要寻求贤能的执政大臣、明察秋毫的官吏、忠厚老实的乡长、循循善诱的老师。这样才可以放心地使用民众，而不担心发生祸乱。百姓如果知道法律，自己知道依法办事，就不会敬畏上级了。是人皆有相争之心，各自引征刑法条文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只要有一两次侥幸获得成功，这个国家便没有办法统治了。”

羊舌的意思很明白：法律这东西，是老百姓对抗统治者最有效的工具，一旦大伙知道了法律，按照法律来办事，统治者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凡事自有法律说了算，谁还会敬畏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呢？或许换句话来说，凡事都讲法律的话，谁来当国君又有什么区别呢？

羊舌接着阐述：“夏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了‘禹刑’；商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了‘汤刑’；周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了‘九刑’。三部刑法的诞生，都在德衰之世。现在您执郑国之政，上台就作封洫（鲁襄公三十年，郑国划定田地的边界），立谤政（鲁昭公四年，郑国推行丘赋，引发贵族反对），制参辟（参即三，三辟即刑法的泛称），铸刑书，打算以此安定百姓，不也是很难吗？《诗》说：‘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安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国依赖。’像那样的话，哪里用得着刑法？百姓如果知道法律了，就会抛弃礼义道德而求助于法律，一字一句地弄个明白。触犯法律的事情只会增多，为了打官司而行贿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我听说，国家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子产回复羊舌：“正如您所言，我是个没本事的人，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我的政策只是用来挽救当代的。虽然不能接受您的建议，但还是感谢您的提醒。”

羊舌和子产的分歧，说到底就是“人治”和“法治”的分歧，再深究下去则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问题。客观地说，人治并非一无是处，其温情脉脉的一面甚至相当令人迷恋。但是，人治的前提是生产力低下，社会财富极其有限，贫穷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因而安于现状。当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财富得到积累，人的欲望之门被打开，所谓仁义道德就很难再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法治也就势在必行了。子产不与羊舌争论，是因为他知道两个人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羊舌沉浸在过去的世界里，而子产已经看清了现实，同时也看到了未来。有意思的是，晋国的士文伯听到这件事，却是另一番解读：

“大火星出现的时候，郑国将会有火灾吧！现在大火星还没出现，而生火来铸造刑器，将争端包藏于其中。大火星如果象征这个，不引发火灾还能怎样？”

大火星即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心宿出现于黄昏的天空，当为周历五月。郑国铸刑书是在周历三月，此时大火星还没有出现。古人观天象而预知人事，又因人事而反观天象，所谓天人合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夏，季孙宿如晋，拜莒田也。晋侯享之，有加笾。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国之事大国也，苟免于讨，不敢求贶。得贶不过三献。今豆有加，下臣弗堪，无乃戾也。”韩宣子曰：“寡君以为欢也。”对曰：“寡君犹未敢，况下臣，君之隶也，敢闻加贶？”固请彻加，而后卒事。晋人以为知礼，重其好货。

去年，鲁国接受了莒国大夫牟夷进献的牟娄、防、兹三地。莒国人告到晋国，晋平公本来想扣留鲁昭公以要求鲁国归还这些土地，后来又听从士鞅的劝谏，放鲁昭公回国。所以今年夏天，季孙宿主动前往晋国拜谢。晋平公有理不打笑面人，不但设宴招待季孙宿，而且有意提高接待的规格，给他加了菜。季孙宿赶紧退出来，派行人报告说：“小国侍奉大国，如果免于被讨伐就很满足了，不敢请求赏赐。得到赏赐也不超过三献。今天菜肴有加，下臣担当不起，这恐怕是一种罪过吧？”韩起代表晋平公回答：“那是寡君希望您开心。”季孙宿说：“寡君尚且不敢当，何况下臣不过是君侯的奴隶，岂敢听到有额外的赏赐？”坚决要求撤掉加的菜才了事。晋国人认为季孙宿知礼，又加重了宴会上的礼物。

宋寺人柳有宠，大子佐恶之。华合比曰：“我杀之。”柳闻之，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曰：“合比将纳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视之，有焉，遂逐华合比，合比奔卫。于是华亥欲代右师，乃与寺人柳比，从为之征，曰：“闻之久矣。”公使代之，见于左师，左师曰：“女夫也必亡！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诗》曰：‘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女其畏哉！”

宋国的寺人柳受到宋平公的宠信，世子佐很讨厌他。右师华合比主动请缨，对世子佐说：“我去杀了他。”这件事不知道怎么让寺人柳知道了。寺人柳于是挖了一个坑，杀了牲口放到坑里，再伪造一份盟书放在牲口上，掩埋起来，跑去向宋平公告状，说：“华合比准备迎接那些流亡之徒回来，已经在城北举行了盟誓。”

所谓流亡之徒，是指鲁襄公十七年流亡在外的华臣一族。宋平公派人去搜查，果然挖到了盟书。罪证摆在那里，但是不能排除华合比遭人栽赃的可能性。这时候有人刷新了无耻的下限，他就是华合比的弟弟华亥。华亥觊觎右师的职务已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与寺人柳狼狈为奸。寺人柳构陷在前，华亥紧跟着跳出来，指证华合比确实与华臣有勾结，说：“我听说这件事很久了。”于是罪证变成了铁证，华合比被驱逐出境，流亡卫国。

华亥心满意足地当上了宋国的右师，却没有受到相应的尊重。左师向戌见到他，当面便说：“你这个人必定会逃亡。你背弃了你的宗主（指华合比），对别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别人又会如何看你？《诗》说：‘宗主就是城池，不要让城毁坏，不要让自己因孤独而害怕。’你现在应该感到害怕了吧？”

六月丙戌，郑灾。

如士匄所料，六月初七日，郑国发生了火灾。

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过郑，郑罕虎、公孙侨、游吉从郑伯以劳诸。辞不敢见，固请见之，见如见王，以其乘马八匹私面。见子皮如上卿，以马六匹。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大叔以马二匹。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刈，不抽屋，不强丐。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舍不为暴，主不宾。往来如是。郑三卿皆知其将为王也。

作为韩起去年前往楚国送亲的回报，楚灵王的弟弟公子弃疾前往晋国访问。经过郑国的时候，郑简公带着罕虎、子产、游吉在地慰劳他，弃疾辞谢，不敢相见。郑国人再三要求，弃疾才勉强答应。会见的时候，弃疾谦恭有礼，见郑简公如见楚灵王。弃疾以为，他以楚国使臣的身份，既不够资格，也没有理由会见郑简公，只能以私人身份对郑简公的热情表示感谢，赠送给郑简公乘马八匹。又根据郑国三卿的地位等级，见罕虎如见楚国的上卿，赠送马六匹；见子产，赠送马四匹；见游吉，赠送马两匹。楚国使团所到之处，禁止割草、牧马、采摘、砍柴，不进农田，不砍树木，不摘蔬果，不拆房屋，不强行取用财物。弃疾还宣布：“如有违令者，君子撤职，小人降级！”自楚入晋，自晋回楚，楚国人一改山大王的作风，秋毫无犯。东道主也不再像原来那样处处戒备。宾主融洽，郑国三卿看到这番景象，都知道弃疾终将会成为楚国的主人，因为他已经具备了王者之气。

韩宣子之适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晋竟，晋侯将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书》曰：‘圣作则。’无宁以善人为则，而则人之辟乎？匹夫为善，民犹则之，况国君乎？”晋侯说，乃逆之。

韩起到楚国送亲的时候，楚国人没有按惯例到城郊欢迎。现在公子弃疾来到绛都城郊，晋平公也不打算派人去迎接。羊舌劝道：“楚国走歪门邪道，我们走正道，为什么要学走歪门邪道呢？《诗》说：‘君侯的教导，百姓都听从。’走我们的正道就是了，何必去学别人走偏门？《书》说：‘圣人制定准则。’咱们应该是以善人为准则，还是以别人的不善作为准则呢？一个普通人做了好事，百姓还会以他为准则，何况是一国之君？”晋平公听从了羊舌的建议，于是派人去迎接公子弃疾。

秋九月，大雩，旱也。

九月，鲁国举行大规模的雩祭，是因为发生了旱灾。

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宫厩尹弃疾。子荡归罪于泄而杀之。

冬，叔弓如楚聘，且吊败也。

徐仪楚是徐国世子，受命出使楚国，不知为何被楚灵王扣留，后来又逃回了徐国。楚灵王担心徐国背叛楚国，派大夫泄讨伐徐国。吴国派兵救援徐国。小战变成了大战，楚国令尹罢率军讨伐吴国，大军在豫章集结，驻扎在乾溪。吴军在房钟打败楚军，俘虏了楚国的宫厩尹弃疾。罢将罪责推到泄身上，杀了他。

鲁国人很“识做”，派大夫叔弓出访楚国，同时对楚国的战败表示慰问。

十一月，齐侯如晋，请伐北燕也。士相士鞅逆诸河，礼也。晋侯许之。

十二月，齐侯遂伐北燕，将纳简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贰。吾君贿，左右谄谀，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

鲁昭公三年，北燕国君燕简公受到臣下的威胁，出逃齐国。鲁昭公十年十一月，齐景公来到晋国，请求晋国允许齐国讨伐燕国。晋国派士匄辅佐士鞅到黄河边上迎接，这是合于礼的。晋平公答应了齐景公的请求。于是这一年十二月，齐景公出兵讨伐燕国，企图将燕简公送回去。晏婴以为这件事情办不成，理由是燕国已经有国君了，百姓没有三心二意；而齐景公贪财好货，左右阿谀奉承，办大事不讲信用，所以还不可以。

有必要说明一下，《左传》中关于燕国的记载甚少，《史记》对于燕国在春秋时期的这一段历史也是语焉不详，二者之间又有颇多出入。司马迁笔下，燕简公被记载为燕惠公：“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而燕简公（或燕惠公）奔齐之后，燕国人立了谁为国君，没有任何记录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