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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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枝》的组合结构不只是表面上的人工制品，更为重要的是它试图揭示出人类情感难以摆脱的爱恨情仇。如同小说中所言，“爱会在代与代之间传递，恨也一样会”。和解是暂时的，或者只是内心旋涡的迂回；变化是永恒的，抑或前世今生的差异则是必然的。一种差异在缩小，另一种叛离必然会放大。这也是书写为什么存在下去的理由。面具是他者给戴上去的，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不是角色又是什么呢？我们无法离开自身的阴影去面对它。叙事总是努力揭示出种种征兆，但时不时地也会陷入一己的幻象之中。征兆是一个意指构成，可以说，它“追赶”其阐释，这就是说它是可以分析的；幻象是一个不能分析的惰性建构，它抵制阐释。父性的缺失是家族的不幸，是妻子的忧患，是孩子的创伤，也是社会的忧郁。如今布鲁姆那套世代交替的“影响的焦虑”已转换为身份的焦虑，父性的缺失已沦为父性的迷失。所谓返老还童，既可以看作一种浪漫的乐观，也可以看作是人生轮回和倒行。这也是为什么父亲离休之后，越来越怕我，我总是呵斥他的种种不良习惯，“就像小时候我怕他”；这也是为什么把女儿交给父母，让“我”心生焦虑的缘由。

人的自我在其认知功能上并不是一面透明的镜子，可以把现实原则直接传达给本我；它具有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歪曲变形作用，而这是由于它无力接受当前的人生现实所造成的。人的认识活动在形式上的出发点是失去所爱的现实。建立起检验现实的制度，其基本的先决条件是：从前给人以现实满足的那个对象现在已经丧失。因此，人的意识从根本上讲有一种回忆过去的目标。如同莱昂内尔·特里林一贯假定“敌对的意向，客观颠覆的意向，它构成了现代写作的特色”，他信奉的是“艺术和思想的一个初步作用就是把个人从他所处的文化专制之中解放出来”，还有诗人非得破坏无穷的“金玉其外的善”。特里林认为，“如果说该小说一方面信任世界，另一方面又不愿给出赞成的态度，那么它就确立了道德或精神成功的现实；而这是通过排斥世界价值观而得到界定。”“一方面给予信任，另一方面又拒绝赞成：在一段时期里，小说与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对峙局面。在小说相对较为短暂的历史中，具体来说，是21世纪最初的二十五年时间里，我们突然意识到小说曾取得的成就是多么伟大，小说所发挥的功能是多么重要。”特里林这里所指的文学的黄金时段距今已一百多年，但其新意依然如故。爱恨矛盾的情感并非仅局限于叙述对象世界的某人某事，它更是涉及小说艺术与世界认知的关系。弗洛伊德曾完全同意W.H.奥登的俏皮话，奥登认为道德法则是毫无价值的，它只观察人类的天性，而后塞进一个“不”字，我们所拥有的道德处于一种永恒的自我异化的状态；每个人类主体都受到外来的统治者亦即自身内的第五纵队的殖民统治。为了战胜自我，文明通过扼杀本我的倾向来复制自己，通过处于如无意识的生活那般的毫无节制的压抑状态中的自我的替代物，文明使得那些内驱力缩回自身。

“现在”自以为驱逐了“过去”并欲取而代之，在这种“过去”里，有令人不安的熟悉的身影。《金枝》告诉我们的是，死者令生者挥之不去、悔恨不已，这是一种暗自不断的咬噬；由此，历史变得可以吞食一切，记忆变成了封闭的场所，此间发生着双方的对立：一方是遗忘，它并不意味着被动或损失，而是对过去的一种抗衡；另一方是记忆的留痕，它是被重新唤起的曾经遗忘了的东西，从此往事不得不改头换面而发生作用。《金枝》分上、下两部分的结构，除了代际的分隔和传递，重要的还是这两方面的角力和争斗。爱恨矛盾如同心理分析般展开了明暗双方在同一位置上的矛盾纠葛，它还可以诊断同一方位的歧义和多义性。说到底心理分析就是一种小说类型，《金枝》当属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