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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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1页）

八

在两组家庭之间没完没了的恩怨情仇的缠斗之中，《金枝》塑造了各个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波及城市和乡村，从旧时代的裹脚女人到革命时代的新女性，一直沿袭至改革开放年代。随着代际之间的交替，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激进的情感都会转移和淡化，岁月无疑是和解的亲善大使，这如同“我”终有一天的大彻大悟一样，“我的母亲，她和穗子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人。她们的争与不争，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轮回，就像负阴抱阳的事物，不过是角度不同而已”，“而我和拴妮子，不也是一样吗？我虚张声势的强大，她无所畏惧的坚韧。她不屈不挠地跋涉，我无可奈何地退让。一个父亲衍生出的两个家庭，高低贵贱，谁胜谁负，最终的成败又有多少意义。”值得指出的是，用“一个父亲”和“最终的成败”来抵御这个没完没了、出尔反尔、变化不断的现实多少有点乏力。如同隐喻和真实的世界所在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界限似乎永远有待确定；就像德行和伦理貌似同一，其实还是有所区别的一样，德行属于个性的一种内在品格，而伦理则是发生在人与他人间的关系的规范。如果颠倒是从正转到负，那么抑制和否认就会取消它们的作用对象，这种内心现象好比逃跑，它能使焦虑的对象变小、变远，如果可能的话，化为乌有。回归取代另一种逃跑，通过时间来逃跑，这也可以颠倒为一种行进，或正常的，或是病理的。

世上不是每个人物都说得清楚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能让我过目难忘。哪怕他们留下的只是一个背影或阴影，甚至是一闪而过的瞬间，比如“我”的那位信佛的祖母，消失得不知所终、身份都不明的祖父，还有父亲的祖父与花奶奶的传奇故事；等等。这些人物以瞬间的留影，让我们终生难忘，他们生活的年代离我们是那么远，但作为人物形象又是那么鲜明，仿佛就在眼前似的，哪怕他们的故事就像神话与传说。

同逃跑的命运相反，穗子的命运则是囚禁。“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她蜗居在这里，就是为了她那永远无法得到的名分。”她活到九十多岁，依然住在不远处的老宅子。女儿拴妮子已经盖了二层小楼，穗子都拒绝搬迁。“她二十出头进入周家，七十多年里坚守着一个执念，其实是妄念。为了守住她户主的地位，她给唯一的女儿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坚决让女儿的孩子都姓周。她恨了老周家一辈子，可也极为忠诚地守护了一辈子。”“她像一棵河边的老树，紧紧地抓住身下的泥土，但还是免不了被生活的洪流冲得载浮载沉。”穗子的人生，简直就是中国版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她等待了一生，等一个永远也等不回来的男人，唯有来世，来世也只是一场虚幻。曾经也是金枝玉叶的她，如今也成了整天日天骂地的怨妇，好像谁都欠她似的。但在整部小说中，我们能听到的也就是那有限的三五句话。“她的生命空间越来越小，满世界只有自己的女儿拴妮子，她是她活着的理由。可拴妮子并没有少挨娘的打骂。她常常把拴妮子身上掐得紫一块青一块的。她责骂为什么你不托生个儿呢？然后又搂着她哭，说苦命的儿啊！”这些文字真让人沮丧，但绝不影响文学形象的吸引力，我们对穗子的人生充满着好奇心，希望能多聆听她的故事。

第四章中那一段周庆凡阻止穗子打拴妮子和婆婆的故事让人撕心裂肺，典型的邵丽叙述是无法概述和转述的。“庆凡刚好从地里干活儿回来，他上前夺过笤帚，一手掂着笤帚，一手掂着这个疯子走到了院子里，把她和笤帚都丢在地上。他恨恨地指着穗子的脸说，你也作够了！我真受够了！从此以后，你要是再打拴妮子一下，再碰婶子一下，我就揍扁你！他回到屋子里，找到穗子缝的小布人，扯得稀碎，说，我兄弟离开你十多年才找的朱珠，他不找朱珠还会找牛珠马珠，你个死脑壳女人，就会往死里作，他找谁都不会找你这样的！说完，他自己蹲在院子里大哭。一个大男人号得像杀猪一样。”

“从此以后，穗子再也不打拴妮子，也不骂了。她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有一点布就给拴妮子做新衣服新鞋，四十岁不到就活活像个老太太，举止怪异，目光凶狠，孩子们看见她像看见了鬼。这反倒让庆凡后悔不迭，他知道穗子心里有多苦。她活得任性一点，才能化解那苦。现在她这样一蹶不振，让庆凡有了双重的愧疚，毕竟她是他接回来的女人。只有他庆凡记得，当年那个八抬大轿抬来的新媳妇，一身大红衣裳，钗环满头，粉面桃腮，小脚扭得一摇三晃，把个人心都晃得地动山摇。”

全书中最让人悲戚揪心的一个人无疑是周庆凡，这个和老家周姓家族中唯一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是仅剩下的唯一男人。他的童年创伤和母亲的“牺牲”有关：母亲为了让周家能收留他而投河自尽。小说中周庆凡的话语几近沉默，上面的摘引可算是他讲话最多的一次。周庆凡“他原本不姓周，但我们都叫他大大，两个人的坟墓相距一步之遥（指和穗子），周庆凡一辈子未娶，他的心思在上周村无人不晓，但也许没一个人能够晓得。拴妮子为人妻为人母后，她能懂吗？庆凡一辈子除了种自家的几亩地，就是牲口一样为那母女俩卖命。后来拴妮子有了孩子，都喊庆凡大姥爷”。还有，“拴妮子对庆凡的感情，远远超出了父女感情。村里人说，庆凡死时，她哭得地动山摇。棺材下墓坑那会儿，她往墓坑里跳，几个人都拉不住。她还逼着自己的丈夫给庆凡大大当孝子摔老盆——拴妮子为丈夫生了四个孩子，在丈夫跟前，她说一不二”。为报养育之恩，周庆凡一生可谓力行了“仁义”二字。但他的一生也是“替罪羊”的一生，也许，从一开始替代周启明去迎亲就预示他一生的角色。作为周姓老家唯一的男性，他什么责任义务都承担，甚至包括那顶地主的帽子，独独身份是缺失的。他的一生是付出和承担的局外人，是进入生活的被驱逐者。就身份而言，他的一生就是一种“留白”的艺术，尽管支撑他的并不是什么新思想，承继的反倒是传统的痼疾，而我们喝下的则是一碗碗苦涩的汤药。

身份危机一直伴随着我们，而且可以看作是“斗争方式”的一个很普遍的特征。身份危机的焦虑，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动态文化的最佳体会。认同与身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认同是指在意识到意象与事实、自我与被模仿对象之间的区别的条件下的思想活力，而身份则是指本能存在的一种不把意象与事实加以区别的现象。幻想本质上是退行性的，它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对记忆的幻觉式的复活，是一种用过去来取代现在的自我认同。幻想的世界乃是一个不透明的盾牌，自我凭借这一盾牌来保护自己和避开现实，与此同时又透过它来观察现实。父亲的缺失既是众多人物身份焦虑之根，又是幻想这一盾牌之源。这些人物既是命运的囚徒，也是作品情节的囚徒，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台词，他们又是言辞的他者，是沉默的信徒，是两个时代夹缝中的失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