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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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近年来，邵丽创作了《天台上的父亲》《风中的母亲》《黄河故事》等一系列“父母故事”，开创了中原家族写作的新篇章。“新”有两层意思，一是情感内涵上突破的新，二是空间视野转换后的新。

检视邵丽以往的作品，她其实曾经多次写到过“父母”。例如在《迷离》里，父母是作为情感屏障出现的——“安小卉三十几年的生命历程中没有遭遇过让她刻骨铭心的事。她的父母亲就是领导干部，在她之前他们生的都是男孩，这样在爸妈的眼里她就成了宝贝”。在《明惠的圣诞》里，“父母”是作为压力来源出现的，高考落榜的明惠面对的是两个月来母亲“徐二翠连绵不绝的骂声”，因为后者当了二十几年的村妇女主任，咽不下这口气，父亲能做的也就是对骂一番后出门去打牌。到了《糖果》，变化出现了，作者坦然写道：“每当叙述父母故事的时候，我会常常陷入漫无头绪的回忆里。那回忆虽然是为父母而起，但是过程中却往往没有他们。他们是主角，但更像是背景。他们的身影被那个时代冲洗和稀释得日渐稀薄，然而又非常沉重。……真的，即使现在我们谈论起他们，也会很模糊，只是一个指代和象征。也许，他们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当我们真正讨论父母的时候，才会发现我们之间会有这么多的盲点，就像逆光里有一条河流，怎么都看不清楚。”这种“看不清楚”，其实正来自重新的审视，是焦点即将发生变移的前一刻。

邵丽曾在《刘万福案件》的创作谈中说道：“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尝试用各种文体写作，尝试着离真实的生活远一点，更深地潜下去，不暴露作者的面目和思想。但我觉得我的尝试失败了。我是吃着现实主义的面包长大的，而且甚爱这一口儿……怎样把我们的身体倾斜起来，直到拿捏得与现实所允许的达到某种程度和平衡，才是我们在动笔之前必须深思熟虑的。”

我视《天台上的父亲》为邵丽吃“父母故事”现实主义面包的第一口，小说始终牢牢地定焦于父亲的自杀事件。父亲退休后患上抑郁症，没有了文山会海，颓然苍老，自我隔绝。几个子女严防死守父亲自杀，最后还是没防住——其实，是他的老妻默然给他留出了解脱的机会。小说写得朴素但新鲜，最大胆之处是直面家庭内部的干涸苍凉，直接评判父亲的生存状态。在“天台”上徘徊的父亲其实早已精神孤独，跳下去的是一具躯壳。小说以“反推”的笔法，以母亲和兄弟姐妹对待父亲生死的态度，写出了仕场生涯对一个男性的深刻异化以及这对他的家庭成员的磨难，写出了缺少亲情滋润的中国式家庭的压抑与自我救赎。

接下来是《风中的母亲》。这又是一个反传统的母亲形象。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漂移的精神形象。五十岁的“我妈”算村中的老人了，但做饭、家务、照顾家人都一窍不通——不是故意为之，是稀里糊涂就在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中成为与中国勤劳智慧传统女性完全不同的第一代“新”老人。“我妈”毫无主张地生活了一辈子，“村里有小饭馆，男人在外头打工，女人就在家打牌，输了回家啃干馒头，赢了就下馆子吃饺子”，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但她也在衰老中越来越成为乡村的时间地理尚未消逝彻底的某种冗余，她在陌生的风中仓皇、哭泣。

再看《黄河故事》。在度过漫长的时间之后，父亲的死亡才终于尘埃落定，但一个家庭内部的伤痕累累已然存在，亲人们暂居在缓冲地带，有限地回望。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在调遣素材、排列阵形上的穿透力。面对时代的局限和人物的局限，小说不慌不忙，父亲的故事停止之处，母亲的故事摇摇晃晃上路，当父亲身影淡去，是母亲曲折粗糙的生存线条勾勒出了生活的形状。

但“我”与母亲毕竟达成某种和解，“我”与兄弟姐妹、“我”与故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松弛。这一切不是靠别的，而是依靠“我”个人的财富增长才得以实现的，如果非说其中有魔法，那么这个魔法的名字叫作“深圳”。这就是接下去要谈到的中原家族叙事的另一层“新意”：腾挪空间、转换方位的回视。

邵丽小说中的“深圳”是特别突出的。它意味着与厚重中原相对的南方沿海，是城市想象的极致对象，也是某个转换门——失意与成功之间的中介。

早年，邵丽在《寂寞的汤丹》中写道，“汤丹毕业分配到了当地的机关工作，那男孩却去了深圳”；《马兰花的等待》中，“马兰花仍然端坐在深圳一间茶馆里喝茶”；《木兰的城》中，“姚水芹到深圳做工那年三十二岁”；到了《糖果》，依稀出现了《黄河故事》的雏形，“母亲退休后随妹妹一家在深圳生活，我们常常给她买点像样的衣服，在那样的大城市里穿着也让她的孩子们有面子一些”。

《黄河故事》开始于“我到深圳已经二十多年了，后来我又把母亲和妹妹接来，她们也在这里十年多了，而我父亲的骨灰还留在郑州”。每到清明或者春节，“我”和妹妹依着老家的风俗，在木棉树、凤凰树和火焰木的行道树下烧点黄表纸。但“我们”也并未完全深圳化，母亲和妹妹的生活作息还是与天光同起同落，“饮食也依旧是蒸馒头，喝胡辣汤，吃水煎包，擀面条，熬稀饭，而且顿顿离不了醋和大蒜”。母亲对深圳的景点和社区之外的风光都不感兴趣，最骄傲的仍然是她十几年未曾亲近过的“家门口”的黄河。要言之，依靠女儿提供的物质条件，母亲的“深圳”是她在深圳的一块飞地、一个行宫。故乡有母亲不愿意面对的人和事，但那些人和事还是越过遥远的山河来“闹腾”她，让她下决心安葬丈夫。借此，《黄河故事》的半径也就是郑州与深圳之间的距离，加以时间的点染，两代人的经历折射出大半个中国的聚散辗转。

如果说“深圳”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一个他乡里的故乡，那么对“我”来说则意味着新生之所。“我”在最艰难的时刻曾想过寻死，小说写道，“我走到黄河边……既然黄河能带走父亲，也一定能带走我”，可是，“我突然看到了远处的城市”，“在夜色里，它离我是如此之近，灯火此起彼伏，照亮了半边天空……她像有生命似的看着我，温柔地眨着眼睛。她在召唤我。我为什么不走向她？这难道不是一条比死亡更宽阔、更诱人的道路吗？”于是，女主人公决定“我要走进城市，我要感受城市”，她随建筑大军直接进入深圳。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城市不是一道窄门，“她所给我的生命力量，比父母给我的更坚实，也更坚定”。她全力拥抱“深圳”，在此起家。

当“我”多年后从深圳的视角回望（地理意义和空间意义上双重的回望）郑州、回望乡间，这与当初那个在黄河边眺望城市、向往城市的“我”形成了视线的交错和转换身位的对视，其中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构成了这部小说的迷人基调，同时开启了讲述中原故事的新的道路，更为丰饶，更为开阔，也更为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