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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3章 消失的元大都（第4页）

等大家讨论的声音逐渐变小以后，徐先生才继续说，“1951年的时候，我考入燕大，受教于邓之诚（文如）先生，承文如先生不弃，亲自在家里为我一个人开课，讲晚清史、讲如何鉴别史料……虽然我后来改学考古，但鉴别史料的课却让我受益无穷。一九五六年我到天津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接受我作他的助教并能在他所开的‘明清史’和‘史料学’课上作辅导，都得益于文如先生……我从文如先生那里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

这个转折，似乎有些突兀，却也没有那么突兀。

因为他变相地跟同学们讲述，为什么他的讲座会涉及到那么多史料研究。

学界常说考古学有证经补史之功，何为证经补史，徐先生讲述的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文献出，结合实地掘成果，然后去补充前人认知的错误。

同一史料，不同的解读，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傅斯年有一本很着名的书《史学方法导论》，里面就提出一个非常着名的观点：史学便是史料学。

对此，他曾经展开说明，“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哈哈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事也是有学术理论支撑的。

研究历史，就要比较不同的史料。

研究元大都的历史，也是如此。

然而，考古学家并非史学家，做的不仅仅是书斋式研究。

徐苹方先生不认同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就是当时的中轴，是经过详细的实地调查的。

如果仅仅上面徐先生提及的经历看判断，不了解他的人，会误以为他就是史学家，并非如此。

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时候，燕大就被撤销，历史系直接并入了北大，徐先生才进入北大考古专业读书，55年毕业，被分配到南开，也就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全国各地都搞基本建设考古，严重缺人，56年的时候，他就被调回考古所。

正是开始考古工作，从此由书斋走向田野。

徐先生既然讲了自己的个人经历，肯定也不会忽略这一段。

“我回到考古所以后，因为工作的需要，一有空就会到清华聆听赵正之、莫宗江等先生开设的中国建筑史课，由此与赵正之先生相识。同学们，可能很疑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及赵正之先生，不管大家是研究元大都历史，还是做元大都考古，赵先生都是没有办法绕靠的一位前辈学人。而我跟元大都的缘分，也是从赵正之先生开启的。”

听到徐先生如此说道，同学们就愈好奇了。

赵先生不是北大的师长，他们多少有些陌生，而且，他们又不是学建筑学的，除了梁思成先生之外，对于建筑学领域的先生了解的并不多。

不过，也有了解营造学社历史的学生，知道对方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担任过营造学社的绘图员。

好在徐先生也没有让大家久等，“57年5月，赵正之先生作为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负责人，曾率队踏查元大都遗迹，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众人恍然。

故事继续。

“赵先生晚年，为研究调查元大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那时，赵先生一直试图弄清一个问题：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是否还活在现存的北平中？经过文献研究，现场踏勘，赵正之认为，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奈何，62年，先生突然患上肺癌，无力写出他的研究成果，先生心急如焚，不想带着遗憾离世，当时，在宿白先生的建议下，我负责记录先生的口述文稿，每周到医院一次，记录赵先生的口述，历时两月。到最后他说话，声音都哑了，他也实在没力气了，秋天就故去了。”

说到这里，徐先生怅然若失，遗憾之色，溢于言表。

文史楼的阶梯教室内，也是一阵沉默。

好在徐先生也没有让这种氛围，蔓延下去。

他继续说道，“实际上，我刚才所讲的观点都是来自于当年我记录整理的赵正之先生遗着《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66年的时候，本应在《考古学报》上面世，杂志都印出来了，还没来得及装订，便被当废纸处理了，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尽量让它表出来，让同学们可以有机会阅读，以告慰赵先生的在天之灵。”

也不知道哪一个学生突然鼓掌起来，瞬间，教室就被掌声湮灭了。

此前稍微略显沉闷的氛围，也消散殆尽。

这时，徐先生说道，“当然，大家也不要有遗憾，赵先生的遗着可能会稍晚一段时间表，然而，我们的《元大都的勘查和掘》1972年的时候，已经表在《考古》的年度第1期。同学们，可以去观看。”

然后，就有同学喊道，“看过了。”

徐先生意外，“可以啊，不错，不错，看来同学们对咱们元大都考古工作还是很关注的嘛，据我所知，学校还没有开设相关课程吧。”

有学生回答，“是小师兄，跟我们讲解的。”

徐先生望向站在讲台旁边的苏亦，笑了笑，“嗯，苏亦同学幸苦了。”

说着，朝他招手，“要不，你来跟同学们讲一讲？”

讲啥啊。

他才不班门弄斧呢。

不过抛砖引玉，还是可以的，于是他说，“要不，徐先生跟我们讲一讲，元大都掘的具体过程吧，同学们都好奇在掘过程中，有没有生什么有趣的事情，都纷纷对生在咱们城里面的考古现场充满了好奇。”

徐先生当然不会拒绝，本来也算是在讲座讲述的内容范围之内。

于是，他说，“当年掘条件艰辛，趣事极少，倒是困难很多。其实元大都的掘，也属于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当时了配合都地铁二号线基建工程，1964年～1974年，我们考古所跟和市文管处合作，成立了元大都遗址考古队。我就是队长，两个单共计13人。”

徐先生口中的困难并非说说而已。

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掘工作的困难，他说道，“元大都城考古面临着一个很不利的条件，它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积被后来的明清bJ城所叠压。好在，也有便利的一面，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2o世纪5o年代，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这给元大都城的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我们在6o年代对这个地区进行全面考古钻探，同时利用航空照片上所显示的元代街道痕迹，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并证明被明清bJ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的中、南部分的街道布局，与元大都北部经考古勘测的街道布局完全相同。”

这个结论，苏亦不陌生了。

却没有想到，当年还可以利用航空照片，果然是都的考古遗迹，这阵仗还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