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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玄武门之变（第2页）

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懂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事，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

于是，朝廷不征中男为兵。

《剑桥中国隋唐史》里说，魏徵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诤者”。在史书中，我们基本看不见魏徵纵横捭阖，指点江山的身影，这些是房玄龄、杜如晦的事情。他的出现，基本在另一个场景里：太宗想炫耀武功了，他出来制止；太宗想大兴土木了，他出来反对；太宗想铺张浪费了，他出来劝诫。

同为谏官的王珪这样评价魏徵：“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这近乎拥有道德洁癖了。

晚年的唐太宗逐渐变得懈怠。贞观十三年，魏徵上“十渐疏”。这篇文章写得极为精彩，直指唐太宗的十个缺点：求珍奇，倾民力，拒直谏，远君子，尚奇异，轻臧否，好畋猎，疏上达，荒政事，重徭役。最后写道：

“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

唐太宗读后，甚为震动，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喋喋不休的谏臣，每次完牢骚之后，都能得到皇帝的回应。

这是魏徵最幸运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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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经常在奏疏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历朝历代为什么难以“克终”，败亡相继？

这也是悬在贞观君臣头上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他们都是一场历史巨变的亲历者。隋朝，一个“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王朝，却只存在了三十多年，就“率土分崩”、“子孙殄灭”。如果没有隋的亡，也不会有唐的兴起。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隋朝。因此，撰述隋朝历史，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

贞观三年，唐太宗命魏徵修《隋书》。魏徵不仅主编《隋书》，还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论。

魏徵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隋书》认为隋亡于炀帝，正如秦亡于二世，矛头直指君主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营造无度、巡幸不止等做法。

但是，唐人对问题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此，《隋书》里问道：“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其故何哉？”魏徵的答案是：隋文帝扰动百姓，是为了让百姓“安”，隋炀帝扰动百姓，是把他们当成了草芥。同时，魏徵还认为，隋朝败亡之兆，起自高祖。从隋文帝暮年“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开始，就种下了亡国的祸根。

可以说，《隋书》里的字字句句都在劝告唐太宗。

《隋书》。图源：网络

唐太宗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资政，这是贞观一朝展现出的特殊性。

在唐太宗的鼓励下，魏徵联合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剪裁史书的嘉言善语，编成《群书治要》一书，献给皇帝。这本书的意义不在内容，而在于魏徵的剪裁手法。

以《三国志》为例，原书约69万字，魏徵将其裁剪为约4万字，十不存一。比如关羽，只选取到义别曹操，以后的故事全都删去了。

反倒一些龙套的戏份特别多。比如鲍勋，原文13oo余字，只减到了593个字。鲍勋是个谏官，秉正无私。黄初六年，曹丕欲兴兵伐吴，鲍勋直言不可，但曹丕还是动战争，最后大败而归。曹丕看他不顺，借故杀了他。《群书治要》连鲍勋冤死的细节都摘录了：“死之日，家无余财，莫不为勋叹恨。”

6逊是《三国志》除了帝王和诸葛亮外唯一单独立传的人，他在《群书》的戏份只有4oo多字。而他的族侄6凯，因为劝谏孙皓之故，篇幅竟有27oo多字。

可见，魏徵的剪裁之意不在历史的真相，而在彰显“劝谏之臣”。

因此，《群书治要》问世之后，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到了宋朝已经亡佚了。反倒是这本书流传到日本，十分受欢迎，最后在清朝又流回国内。

可以说，魏徵在《群书治要》里夹带的私货，越来越不流行了。难道是后世的大臣不想要彰显“谏臣之道”？难道是后世的君主不想要从历史吸取教训？都不是。

最大的原因是，这本书从头到尾只为一个人而写——唐太宗。

贞观之后，再无第二个唐太宗，《群书治要》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魏徵。图源：影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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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唐太宗宴请群臣，说道：

“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为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谨，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

在唐太宗心中，是魏徵佐成了天下大治。

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严重的地方，一匹绢才能换得一斗米。

贞观五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这就是历史上贞观之治的风貌：经济恢复，政治稳定，社会风气良好。类似的描述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但是，贞观之治却是人人思慕。因为，它不仅仅代表着一段重要的时期，更成为了一个不断被提起、从未被越的理想。

贞观之治最让后人羡慕的一点，就是君臣道合，同心协力的政治风气。

一次，有人诽谤魏徵包庇自己的亲戚，李世民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温彦博对唐太宗说道：魏徵作为一个臣子，行为应有形迹，不能避开嫌疑，否则就会招来诽谤。虽然没有私情，也应当受到责备。

后来，魏徵入朝说：臣听说君臣一心。如果不存公道，一昧追求行为显露痕迹，君臣上下都这样做，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

李世民诚恳认错：我已经悔悟这件事了。

魏徵又说：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

李世民问：忠臣、良臣有不同的地方吗？

魏徵说：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赞誉。忠臣自己遭祸被杀，君主也陷入凶恶境地，国破家亡，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

魏徵知道，能够决定他是忠臣、还是良臣的，并不是自己的作为，而是君王的行径。也就是说，君主纳谏，使其成为良臣；君主顽固，使其成为忠臣。这世上可以没有魏徵，却不能没有唐太宗。

李世民的回答也非常耐人寻味：“君但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

纳谏只是贞观君臣的一面。

经历过天下之惊变，面对历史的殷鉴，他们怀有相通的理想。唐太宗曾说过：“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畏惧什么呢？畏水能覆舟，所以先存百姓；畏偏听则暗，所以寻求群体的力量。

唐太宗。图源：网络

北宋时，包拯说过这样一段话：

“臣闻唐太宗英明好谏之主也，魏元成忠直无隐之臣也，故君臣道合，千载一时，事无不言，言无不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