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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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2页）

索寻：“安德烈根本没有走‘新越’的渠道，对不对？”

一片沉默。李幼冬深深地凝视了他一会儿，然后她笑了，带着轻微的讽刺：“阿索，咱们这么熟了，就不用在我面前装傻了吧？”

索寻摇摇头：“你就当我是真傻吧。”

李幼冬“啧”了一声，有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他拖了太久，一直拖到合约到期，新越送了别人去的巴黎。他本来说那就不去了，钱在上海也是一样的赚。后来你不是跟他……”她停下来，看了索寻一眼，终究把话咽了下去，干巴巴地讲完了索寻已经猜到的结局。

“他自己去的巴黎。”李幼冬忘记了两个小时前她还怒气冲冲地要跟人绝交，终于没忍住带上了一点偏心的尖刻，“成全你要的，‘自由的关系’。”

第41章

“但我会不会一直就这样了？”

索寻拉开门的时候听见安德烈正在家里打电话，就没有出声跟他打招呼。安德烈转头看见他回来，跟他招了招手，进了自己的房间。索寻无精打采地换好拖鞋，打开冰箱门拿了一瓶冰饮，把自己扔到了沙上。外间的空调没开，但体感还是比外面的炎热舒适很多，大概没关多久。索寻坐下来才现茶几的位置不对，被安德烈推得更里了一点，剩下来一块捉襟见肘的地方铺了一条瑜伽垫。索寻原本已经抓着了空调遥控器，看见那个瑜伽垫又放下了。

最近他们家附近那个健身房倒闭了，天还是热，安德烈实在提不起劲儿跑太远的健身房，就干脆在家里练。但家里地方就这么大，安德烈倒腾来倒腾去，哪里都是空调出风口。索寻只好躺躺好，把冰饮贴在自己脖子里，闭着眼睛慢慢等那股燥热的劲儿下去。

只言片语从安德烈的房间里传出来，听得不是特别清楚。安德烈好像在拒绝什么事，索寻听到他说了好几遍“现在我走不了”，要么就是“我再想一想”。没一会儿就出来了，索寻懒懒地掀开眼皮看他一眼，安德烈果然就穿了一件运动背心，瘦的程度非常微妙，再减一分就成了病态，但肩颈还保持着漂亮的肌肉线条。安德烈走近两步，看见索寻一脑门的热汗，便伸手去拿遥控器：“干嘛不开空调？”

“你练呗。”索寻制止他，“不要吹感冒了。”

安德烈便放下了：“你不热？”

“一会儿就好了，家里蛮阴的。”索寻把冰饮在脖子里滚两下，又抬眼看他，“你吃饭没有？”

“等你回来吃。”

索寻“哦”了一声，还是无精打采：“我没胃口，不想吃了。”

安德烈就没搭腔，走过来拍了拍索寻的小腿，索寻把腿抬了一下，安德烈坐下来，重新把他的小腿挂在自己的大腿上，在他腿上揉了两下。索寻哼哼了两声，干脆闭上了眼睛。

“什么事情啊？”索寻问他。

“什么什么事情？”

“你电话。”

“哦，”安德烈的手没停，用的是那种运动过量以后排解乳酸的手法按摩索寻的小腿肌肉。其实索寻今天基本没怎么动，一直坐着开会来着，但却情不自禁生出一种真的爬了一天的山的疲惫感。安德烈漫不经心地回答他，“工作上一点小事。”

索寻“唔”了一声，腿又动了动，催促他：“你练你的嘛。”

安德烈这才放开他的腿，在他膝盖上拍了拍，一边问他：“今天又去‘吵架’了？”

索寻苦笑了一声，安德烈已经不管他们的剧本会叫“开会”，直接称呼为“吵架”€€€€倒也精准。他坐起来，看见安德烈在做仰卧起坐，干脆也走过来，直接坐在了安德烈脚上。

正在两脚悬空练核心力的安德烈：“……”

索寻完全没有意识到安德烈做的“仰卧起坐”跟他做的不一样，尽职尽责地坐在他脚面上，手搭住了他的膝盖。安德烈直起腰，精准地停在索寻面前，问他：“今天又吵什么了？”

“还是那个外交官的角色设定。”索寻看着他倒下去，又起来，轻松得好像那腰是自动的，一点儿不用出力气，一边跟他说话，“哦，对，他们把加尔炒掉了。”

加尔就是那个以色列学者，在《隔都》的剧本大纲过了以后，索寻向海亚那边举荐了加尔，聘请他为特别顾问，时不时地也会来参加剧本会，从历史角度给他们勘误和提供参考。但一周前他们剧本会上多了一个“文学策划”唐老师，也不知道是哪一方雇的，上来就提了一堆意见要改，但都还没动到大框架。只是自从这个唐老师出现以后，加尔就没再来过剧本会，索寻还是今天才知道，是唐老师觉得，一个“外国专家”的意见没有什么听取的必要。

安德烈再次坐起来：“姓唐的话语权这么大？”

“嗯。”索寻把下巴磕在他膝盖上，若有所思，“没见过哪个文学策划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更多的“意见”，唐老师认为剧本里这个日本外交官的设定不合适，历史上同时期也有一个中国驻维也纳的外交官，同样帮助了大量犹太人离开欧洲，所以最好改为中国外交官。索寻不同意修改，他不是不知道历史上有这个人，但在这里设置日本外交官是为了给后面的情节铺垫€€€€至少要让那个犹太年轻人对侵略者的“好感”来得有根据一些吧？只有前面建立起了这种好感，后面他信念的崩塌才来得更摧枯拉朽，他的绝望和自尽才讲得通吧？如果改成中国外交官施恩，那么这个人物的一切挣扎就讲不通了，他就应该完全向着中国人，甚至直接去参加抗日了，还自尽什么？

就为了这个点，他们来来回回地争执不休。尤总的态度变得非常奇怪，索寻看得出来，尤总其实是认可他的想法，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唐老师面前，尤总又开始和稀泥，认为这不是什么重要的点，可以容后再议。但是这位唐老师一点儿没有给尤总面子的意思，第二天就带了一个在大学里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过来，非要给他们讲，历史上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多是由中国外交官救助的，日本外交官不合理，要去掉。

索寻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他已经掰开揉碎地解释过这并不是一个基于史实的考量，而是一种创作上的需要。于是唐老师也不跟他客气了，直接说：“既然都是杜撰的，为什么非要是日本外交官？日本人是侵略者，小索你立场要搞搞清楚！不要犯这种错误！”

于是问题升了级，尤总和其他人拦都拦不住，索寻有理有据地讲他为什么这么设置情节，主角作为受到侵略的中国人，他的形象是极其正面、反抗也是极其正当的，所以在他身边要加入犹太年轻人这样的角色，一个外部视角，一个在历史的夹缝里因为相信人性、最后却又破灭的“证据”，才得以丰富人物，让主角的“正面”显得不那么空洞。唐老师也不甘示弱，说给几个日本军官一点人性的表现增加人物的立体度没问题，但现在这个日本外交官没有什么“立体”可言，他就是一个纯好人、善人……把一个日本人设置成这样，合理吗？不会伤害民族感情吗？于是话题就散到了“到底怎么样算伤害民族感情”“电影到底是给什么样的观众看”“要不要迁就智识能力比较低的那一批观众”的话题上，几个主要出品方也都加入混战，有的人还是比较在意电影的质量，有的人呢则是考虑市场，认为唐老师讲得有道理，吵得乱乱哄哄，最后唐老师又回归到了“立场”这个话，给索寻扣了一顶天大的帽子，说他“没有站在人民和国家这一边”。

索寻也不怕这种话，直接问他：“那唐老师是觉得我们拍电影不是为了提醒大家警惕军国主义，而是煽动仇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