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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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镐于18日被冈村宁次的参谋小笠原中佐抓捕，南京指挥部亦被取缔。周镐后被转交戴笠关押审查。

  周镐身陷囹圄，自忖何罪之有?由此对军统和国民党心怀怨恨，经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引导弃暗投明，后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周镐之后，由一个叫任援道的以"先遣军司令"的名义维持南京"治安"。此公原身兼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苏浙皖绥靖主任及海军部长等重职。这次摇身一变亦有蒋介石侍从室"奉谕特派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司令，负责京苏一带治安"的密电。然而当今井武夫在芷江洽降时问起此人，得到的回答却是："任道援虽曾申请担任南京地区先遣军总司令，但未予批准。"

  南京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日军《移让手续未完毕前日军仍然维持治安》的布告：

  一、禁止提灯游行，及其他一切团体之运动；

  二、禁止不必要之广播、出版物，以及其他一切言行；

  三、除规定之国庆日外，不得悬挂国旗。

  如有敢违上列各项者，决依军法严惩不贷，仰各凛遵，切切此布。

  大日本皇军南京防卫司令部

  25日，六军一部空运抵宁。

  27日，冷欣率前进指挥所2oo余人乘7架美军运输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着6。冷欣走下飞机，恭候多时的今井手执冈村宁次的名片迎上前来。如约定的那样，从机场到招待所，处处是相背而立的日军。轿车由日军装甲中队护卫，武装摩托车先导，小笠原身披绶带端坐在摩托车斗内指挥，警笛尖啸。冷欣绷紧的神经慢慢松弛了下来。

  次日的《中央日报》刊出特大号黑体字闻标题：

  "英勇战士天外来，冷欣中将昨抵京"。

  9月8日中午12时左右，中国6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乘坐"美龄"号专机，在9架战斗机的护卫下到达明故宫机场。中外记者蜂拥到机旁，各界代表和群众挥舞着旗子大声欢呼。两位女学生代表南京市民向何应钦献上鲜花和一幅绣着"日月重光"的锦旗。另一位女学生则代表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献上一幅写有"党国干城"的锦旗。

  当晚，何应钦在6军总司令部礼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何应钦无比感慨地说："记得（民国）26年11月26日，我们离开都的那天，我们都有一个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信念，我们一定要奋斗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he11ip;&he11ip;"

  伤感的"三九良辰"（1）

  1937年12月，3o万中国人的鲜血，洗去了六朝粉都的秀色，南京沦为一座鬼城。如同陈旧破损的黑白影片一样，街道两侧的树和稀疏的行人就像影子，在没有光色的岁月里匆匆走过。而今这座散着死亡气息的城池复活了。主要街道上到处搭起翠绿的牌楼，到处点缀着"和平"、"胜利"的金色字眼和"V"字标记。黄埔路两旁，每隔5o米都竖着一根三色旗杆，联合国的旗帜在晴空飘拂。人群和爆竹四处流溢。在这纷繁的喜庆气象中，有一条红布横幅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横幅上的大字为：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

  9月9日9时，中国的政治家们根据星相家的感受，选定"三九良辰"举行受降典礼。

  会场设在中央军校礼堂。这里的布置同样隆重而热烈。星罗棋布的宪兵警卫闪烁着蓝光的钢盔和冲锋枪，往这高扬的气氛中打进了冰冷的楔子。

  礼堂内受降席的两侧和二楼的观礼席上，4oo余名中外官员和记者已经到位。

  礼堂顶部的水银灯忽地全部打开，整个大厅光芒四射。6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率领四名受降官走进大厅。全场来宾肃立致意。

  1935年5月，担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蓄意滋事，派人指使日本租界内的青红帮刺杀了伪满《振报》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反污称为国民党特务所杀，借此提出一个《何梅协定》，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承诺了这个协定，使得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平津一带的战略要地，为两年后制造"七·七"事变、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祸根。抗战八年中何应钦与日寇也没少勾搭。此时的他难免心虚气短。

  何应钦总司令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受降席中间的位置坐下，挺直腰杆，压平目光，用力摆出一尊刚柔相济、胸揽八极的风范，但怎么也摆脱不了一幅慵懦无能、奸柔取巧的"2臣"模样。

  他的右边是6军二级上将顾祝同，6军中将萧毅肃；左边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翻译王武上校立于何应钦身后。

  8点58分，在中国6军中将王俊的引导下，冈村宁次领着6军少将今井武夫等6名投降代表进入会场。

  日本皇族朝香宫鸠彦到南京传达天皇的《终战诏书》时，曾不无疑惧地对冈村宁次说："我在东京听说这里的6海军态度最为强硬，我有被扣留的危险。下会扣留我吗?"由此足见冈村宁次作为死硬派是出了名的了。

  冈村宁次6军大将视投降典礼是绝大的耻辱，好在受降主官是何应钦，这为他多少排遣了一点邪火。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道："何应钦是我中国好友之一。这次他来使我想起1935年秋同他相见的情形。那时我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运动高潮，很难与中国要人见面。因此，我和须磨总领事在旅舍接见了来访的日本6军大学毕业的中国军官们后，即拟回国。但突然接到何应钦（当时可能是总参谋长）电话，约我吃晚饭，并约定不谈一切政治问题。我大喜之下前往欢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如今向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这是一段微妙的奇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