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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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出的那一个（第1页）

绽出的那一个

邵丽将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刚刚走进作家队伍的时候，那时她喜欢写一些“虚无缥缈的小情小感，离真实的生活很远”，以《迷离》和《寂寞的汤丹》为代表；第二个阶段发生在挂职锻炼后，所谓的“挂职系列”小说，“离现实非常之近”，如《刘万福案件》和《第四十圈》；第三个阶段以父亲去世为节点，她着手梳理家族历史，创作出《糖果》《金枝》等作品。依照这一分期，中篇小说《九重葛》位于邵丽写作的第三阶段，服膺在更深的层面上“接近和反思历史与现实”“接受生活的最终安排”的题旨。然而，与同时期的《天台上的父亲》《风中的母亲》《黄河故事》《金枝》等作品相比，《九重葛》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邵丽小说序列中绽出的那一个。

一段亟待展开的亲密关系，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女性角色，构成了小说《九重葛》的基本框架。主人公万水，生于军人家庭，受过完备的大学教育，喜爱哲学和文学。她头发剪得很短，身材偏瘦，走路像风一样快。林业专家张佑安将那盆开得正盛的九重葛从她家门口搬到客厅窗下的台子上时，万水已经五十二岁了，却仍然气质出众。

邵丽笔下从不缺乏散发生命光泽的女性，万水之所以在其中被识别、被放大，原因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这是一个轻装简从的角色——

有研究者用一气呵成、气贯长虹来形容邵丽近些年的小说状态。这首先归功于作者细腻包容、明朗热烈的文心，与此同时，关注历史变迁、描摹时代气象，同样是形成阔大美学风貌的关键要素。邵丽的家族叙事，不在于追溯一己之源，而是由一个故事，引出万千家庭的故事，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映现中国家庭的情感结构和伦理变迁，重申对于土地、血脉等根本性命题的理解。因此，她小说中的叙述者，常常背负着比“书记官”还要再多一些的使命：回到家族之中，不仅仅意味着回到历史之中，更是要回到情感之中、命运之中。

这一过程遍布痛苦——理顺代际关系是叙述者达成“回归”的主要途径，而在子女的成长过程里，父母往往扮演着“苦难制造者”的角色。以《黄河故事》为例，小说从为已故的父亲选墓地起笔，父亲的历史如同黑匣子一般难以拆解，我们同母亲之间冻土层般的冷硬关系决定了整个作品的基调。“我和父亲母亲，能是我们吗？”这是邵丽梳理家族史时提出的最重要也最具分量的问题。她和人物一道背负着如此疑问，登上天台，在漫天风雨里，穿过压抑、疏离乃至死亡的恐惧，努力将父母拉回到自己所在的现实，再将自己拉至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情感结构里。

但万水就不必面对这样的难局。小说中关于她的背景知识并不少——父母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母亲四十多岁生下万水，彼时父亲已经年过半百。回到地方后，父亲当过“连片地区半个省的副书记”，母亲是省政协副主席。小说第五章的前半段，还专门记述了父亲万振山戎马倥偬南征北战的经历——但所谓“前史”也就到此为止了，没有太多的隐情和波折，万水的父母置生死于度外，无疾而终，把万水留在了一个人的生活里。

万水一直称自己是孤儿。事实上，相比较其他“同伴”，要在多年之后，甚至父母离去后，才“像突然通了电似的”，与那些生动的场景、杂沓的细节相遇，意识到自己对父母恨了多少年就爱了多少年、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万水从小接收到的情感教育就是整全的、丰盈的，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任何生活和心理状态下，父母始终像疼惜一个小娃娃一样疼爱着她，直到离世。

也就是说，在《九重葛》里，邵丽为万水精心设置了来处，却又将她从“群体使命”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游离的空间，让她有机会回到单纯的一对一关系中去生成、凝视并发展自己。

这是一个深具当下性的角色——

乡土中国是邵丽小说创作的核心主题之一。那些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家族故事，被作者赋以民族性、历史性的文化人格，为中原书写增添了鲜活大气的内容。其中，从城市返回乡村，作为方法，出现在邵丽的许多作品里。主人公们通过历史轮回的方式，由现实迈入梦想，从枝叶游回根系，自当下眺望缘起，重新审视脚下故土的魂魄与新生。相比之下，万水的生活轨迹和生命难题，一直与城市牢牢捆绑在一起，从原生家庭那里获得的幸运，并不能帮助她脱离现代性的泥潭。万水同样是痛苦的，她的痛苦不是源自父辈，而是源自现代城市生活本身。

小说中，万水的单独状态被反复强调。一个人的家，城市的孤儿，无所事事的状态，焦虑成为她人生的首要关键词。物质性与精神性之间的断裂是万水需要克服的对象，正如她的同伴、出现在《黄河故事》《金枝》里的那些女性角色，需要回到亲缘关系中克服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断裂那样。得益于父母的照护，万水在一座特大城市里拥有四套房产，她以心脏早搏为由早早申请了病退，现实生活中再没有什么需要她为之烦恼的事项。但这并不能减轻（甚至反而加剧了）她的烦恼。万水的家是一座空屋，万水本人就是一座空荡荡的躯壳。她口味寡淡，食物链仅仅满足活着的最低需要，每天上午八点钟已经完成了清理家庭、整理自己的全部工作，接下来等待她的就只有无趣、无聊和无意义。就像小说开篇描述的，她的一天很难熬，她的一年很难熬。

这种痛苦让万水离群索居，同时也让她作为一个形象与当下的城市经验贴合得更加紧密。当抑郁症、社交障碍、重度洁癖、极简生活，这些颇具现代性特征的词语与中年叙事、女性视角交叠在一起时，万水不仅成为邵丽女性群像中十分特殊的那一个，也成为当前小说创作中十分特殊的那一个。

这是一个勇于示弱的角色——

邵丽谈及女性，总会关涉力量：“长久以来，我陷入某种莫可名状的心绪里，总是被某种情绪推着往前走。我试图寻找各种角度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那种看似颠扑不破的亲情，怎样在被突然注视和放大之后失色和失真。我们不需在真相面前惊慌失措，我们离真相尚远，甚至可以说，永远都到达不了真相。但这依然阻止不了我们对感情刨根问底般的拷问。”

这是属于一个小说家特有的力量。邵丽笔下的人物也是如此。坚韧，执着，向往真爱，渴望温情，在捍卫家庭、冲破命运、自我更新的成长历程中，在历史与现实一次又一次的粗粝摩擦当中，始终保持精神的尊严，充满向外发散的、不竭追问的力量。

但到了万水这里，情况却有所不同。万水是一个“弱者”，且自始至终都坦诚地接纳并表达着自己的“弱”。在她的世界里，自我优先于关系。因此，小说中分布着许多宣言式的自白：我是个独身主义者；我是个耗日子的人；除了爸爸妈妈，不爱谁，也不恨谁。与此同时，万水不自卑，也不固执。当一个陌生人评价她“你看上去很朴素，但你的朴素是尊贵的；你很谦和，你的谦和却让人难以接近”，她会先变脸再微笑；当阳光随着林业专家的出现一并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她愿意借此清点自己拥有的一切，觉察它们的中用与可爱；当她克服万重困难从海边折返家中，电梯门打开时，她能过桥一样地跨过那些变数，跨到盛放的九重葛旁边，以及与自己和外部世界和解的亲密关系里。

小说里有一处细节很有意思，张佑安抱圣物一般抱着培育了三年的九重葛来到万水家门口，堵在门口的万水其实是有所触动的。她提着一大桶水和肥皂，指了一个地方，让张佑安在步梯口冲手，随后，“水顺着楼梯缓缓地跨着台阶，弯弯曲曲地不知道要流到几楼去了”。就在这弯曲里，既藏着万水的执拗，也藏着与示弱相关联的微妙的美好。

当然，治愈万水的不仅仅是张佑安，还有张佑安在黄河边上的“农耕生活”。他租了六十亩河滩地培育苗木，日出而作，天人合一，万水也终于鼓足勇气，来到这里与他再度相遇。苗圃可以理解为无限盛大的九重葛，它对主人公的未来命运做出昭示，农耕生活也可以看作是万水的现代性难局与邵丽的大河情结的合流，万水在黄河边上克服失眠坠入梦乡时，邵丽正一个人顺着河岸行走，阔大的黄河之滨，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即使我做不了我自己，我也已经看到了我该做怎样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