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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金枝玉叶（第1页）

谁是金枝玉叶

2021年，邵丽的《金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金枝”作为书名显然富有诗意，似乎也暗示着某种鲜妍美好。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书名背后却晃动着那么多的阴影和苦痛。“金枝玉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成语，谁是“金枝玉叶”？谁的“金枝玉叶”？这部小说是写了一大群人物，写了一群女性，可以说至少是三代女性。同出于周家，但是她们的命运、性格如此迥异。

当然这是一部关于女人的小说。关于女人的书写已经很多了，但是女人的故事千变万化，她是文学永恒的人物。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读到两类女性的形象：一类是大地母亲的形象，不管你是多么强大的神之子，你总是在母亲的怀抱里成长的。大地母亲给予生命，象征着永恒的善和美好。另一类就是红颜祸水，女性一方面被理想化了、神圣化了、浪漫化了，另一方面又被妖魔化了。那么怎么去书写女性的故事？应该说我们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确实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女性作家在书写女性故事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就像当年张洁在她的小说《方舟》中说的那样，“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男人们看到的都是女性的靓丽，只有女性自身方能体味作为女性的不易。《方舟》开启了新时期文学以女性作为性别存在的文学写作，此后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书写有着漫长的谱系，残雪、王安忆、铁凝、徐小斌、林白、陈染、海男、虹影等，邵丽当然也属于这个谱系。她们笔下的女性千姿百态，各自表达了对女性生命的关注。

邵丽创作多年，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作家。早先的作品《我的生活质量》出手不凡，让人刮目相看。随后的作品越来越多，波澜跌宕，不断给人惊喜。长年担任事务性工作的邵丽，想来她是何等勤奋阅读和写作，才有如此成就。邵丽的小说贴着生活写，总是一笔一画去摹写生活本来的面目，刻画人物性格，特别是那些女人的心性命运。《金枝》无疑是邵丽创作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高潮，也是近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小说从父亲之死开始叙述。父亲生命的终结，开场似乎是讲述“我”与父亲之间的故事，或者面对死亡的思绪。以死亡开篇，这会让我们想起卡缪的《局外人》中的母亲之死。但“我”不是局外人，“我”恰恰是故事中的人物，而且是一个中心人物。与其说父亲作为中心，不如说是“我”作为叙述人占据了一个中心。小说由此去揭开父亲的一生，揭开了周家的史实。当年号称十八岁的父亲成婚，却不肯去迎亲，由周家捡来的孩子周庆凡代为迎娶新娘穗子。实际上只有十五岁的父亲，还不谙世事。数天之后，周启明翻墙逃离家庭，南下寻找闹革命的爷爷。从此，十五岁的周启明参加了革命队伍，他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故事进展快速，目的是把父亲的故事变成背景，“金枝玉叶”们要悉数登场。然而，被男人抛弃独守空房的穗子已经被注定了苦命，家里的“金枝玉叶”，陪嫁一百亩土地，丈夫不知去向，青春的生命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消耗变质。看看周家的女人都是苦命，奶奶的丈夫——也就是那个闹革命的爷爷丢下了奶奶，让她守活寡，现在轮到穗子。临近解放，奶奶把穗子和庆凡拉在一起，家里的土地一人一半，对于奶奶来说，这是恩德。但对于穗子和庆凡，却被划了地主成分。世道变了，穗子虽然与周启明离婚，但她岿然不动独守周家老宅，庆凡像长工一样照看穗子母女。周启明当了县委书记，与英姿勃发的朱珠结为革命伴侣。

这样的故事无疑在中国20世纪的革命变迁中屡见不鲜，受伤最重的当然是穗子这样的女人。她坚守在周家老宅里，坚持不懈等着周启明。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这是封建时代最后一代人的婚姻，他们不幸与革命的激进历史联系在一起。投身革命的周启明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扛住家乡留存的历史，穗子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压在周启明的肩上，甚至压在作为女儿的“我”周语同的心上。拴妮子把家乡秘密带到了城里，让周启明为那段历史承担起重负。革命的道理碰到传统的伦理，却未必势均力敌，穗子是一块坚硬的石头，她不声不响，保持缄默，她从未发声，她存在那里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一片阴影，投放在周启明和周语同的生活进程中。

实际上，这样的故事，还有可能往另外的方向发展，但是，没有另一种选择，对于穗子和庆凡，他们本来可以改变故事，改变命运。奶奶知晓周启明已经无可挽回，她把庆凡和穗子拉在一起的时刻，奶奶一定有别的想法。然而，在昏暗的油灯下，奶奶只是给他们分了地契，奶奶那时是抱有另一种希望的，希望他们自己能为自己的命运做主。但是穗子和庆凡都没有，他们都死守住自己的命运，他们都封存在自己的性格中。小说的笔法厉害在这里，它让人的心性命运不可改变，使它无声无息地成为一种内在的决定力量。小说叙述的动力，都可以来自这岿然不变的源头。真正的源头并没有开端，我们不知其始，但它延续至终点，真正的源头在终点会再次显灵。

这是中国进入现代的故事，阶级身份、伦理归属、性别认同，它们以撕裂的无法整合的方式，全面介入叙述人“我”（周语同）的家庭里，父亲的故事、“我”和父亲的故事，现在全部改变为“我”和历史纠缠的故事。与其说“金枝玉叶”被历史风吹雨打去，不如说“金枝玉叶”下掩盖着人生的千姿百态。众生芸芸，“金枝玉叶”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小说必须富有情感，富有饱满而丰富的情感，并且它们有着切实的真实性，而这一点邵丽的《金枝》做到了。穗子内心的苦，她的坚硬不屈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锋利甚至疯狂；拴妮子一脸蠢相掩盖下的，谁又能说不是在生长着一种争口气的决心呢？她的女儿们为她做到了。周开河的孤傲背后藏着多少洗刷家庭耻辱的痛楚和执念呢？以至于她对导师的爱和婚姻，既有填补父亲缺席的爱的渴望，又有弑父的断然无情；周语同是叙述人“我”，占据着文本的中心，当然也是作者用笔最多的人物。也因为此，《金枝》里的“我”有比较朦胧的邵丽自己的形象投射于其中。当然，毕竟是小说，虚构还是主导方面。那个叙述人“我”并非只是观看其他人物，她不断地感受她周围的人，不断返回到内心世界，这种反思性几乎带着忏悔和赎罪，不再给予“我”以道德上的豁免权。英国小说家伊芙林·沃曾经讥讽毛姆说，以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不道德的。这不只是把虚构混淆为自传的问题，我以为可能还有第一人称中的那个“我”很少会受到道义的威胁，这对于小说中其他人物是不公平的。甚至有极端的观点认为，“自传”具有不可能性。不过，我们在邵丽的《金枝》这部小说中，看到她对第一人称处理得恰当和准确（虽然有几处还可斟酌），总体上看她不断地打开“我”的那个“小我”，周语同的心理矛盾经常被揭示得伤痕累累。

小说对林树苗这一代人的描写比较理想化，也许事实如此。他们能从历史中挣脱出来，他们能活得不设防，没有心计，得失无所谓，因为机会确实很多。

美国诗人奥登曾说：“一本书具有文学价值的标志之一是，它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阅读。”我想《金枝》是这样一本书，我们可以从它的故事中读出历史剧变给予传统家庭伦理留下的伤痕；可以看到以“金枝玉叶”之名掩盖的苦痛艰难的女性生活之书；可以从中读出一个知识女性如何认识父辈的历史；可以看到现代社会进程中城乡的鸿沟——它既是深渊，也有可能搭建起自强不息的未来之桥。这部作品给予人们的启示是如此之多，它让分崩离析的往事富有诗意，又如同挽歌，歌咏那消逝的历史和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