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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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谊（第1页）

千古至谊虽不可得，我们却不缺少友谊。在日常生活中，天天有一些熟悉的名字、亲切的面容、具体的帮助、轻松的诉说。这就是日常之谊，故称之为“常谊”。

常谊的好处，是实用。随叫随到，随取随放；不必恭请，不必重谢；大事小事，都在身旁。相比之下，前面所说的至情至谊、高山流水，远在天边，呼叫不到。一旦呼叫来了，也未必管用。

即便是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们九成的生活，也由常态构成。因此人间友谊，以常谊为主体。

这种友谊的起点，一般都不会深刻，多数是一些小事。往往是，不经意地帮助了他人，或被他人帮助。

帮助，是人际关系的良性启动，包括被帮助。早年我曾读过一位西方智者的文章，说如果要想与一位新来的邻居建立友谊，又一时找不到为他出力的机会，那就不妨主动地要求“被帮助”。例如，向他借一本书，或一件工具。这种做法有点“设计”，却表现了一种试图建立友谊的主动。而且，事实证明，百试不爽，这种主动总会成功，哪怕是这位邻居并没有那本书或那种工具。

这就是说，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难拥有很多朋友。只要有心，就能轻松地建立友谊。一旦建立，不必辛勤浇灌，也能自然生长。这是人类向善、求群的本性决定的，非常自然。相比之下，反倒是孤寂傲世、寡友少谊的状态，很不自然。

社会上有一种误解，以为一个人拒绝友谊，是性格决定的。其实，不是性格，而是一种“自我欺骗”。他们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自己就是那个俞伯牙，正在等待钟子期。因此，他们对周围人群，是一万个不屑。

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坏。真正的坏人不会拒人**里之外。他们只须稍稍放松，把自己当作普通人，那么，友谊立即就会靠近。友谊一旦靠近，他们的生命就会产生质变，就像一个固守孤岛多年而渐渐不知人之为人的人，忽然看到了帆影。

看到帆影后的他，与看到帆影前的他，乍一看还是同一个人，其实已经完全不同。不同在哪里？不同在对生存的理解，对人类的感受，对明天的期望。总之，他对生命的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的认知，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么一个他，怎么还会与刚刚的他一样呢？

据我观察，那些孤寂傲世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他们大多是在友谊上频遭冷遇、几次碰壁，也就以冷对冷，以壁对壁，使自己变成了一道“冷壁”。

对此，我想借自然现象作一番劝解——

日光普照，月色千里，并不要求山川大地来回报。不求回报的日光，才叫日光；不求回报的月色，才叫月色。

对日光和月色来说，无所谓冷遇，也无所谓碰壁。如果出现十里雾霭，几片夜云，看起来好像是阻挡，是异质，是障碍，却只会使苍穹更美。

其实，友谊的滋味，恰恰也在于阻碍和落差。历史上那么多传之广远的优秀诗文，都是在描述人间情感的各种“失衡状态”，例如，思念、怨恨、忧郁、嫉妒、期待、苦守、追悔、自责，几乎每一项都与友谊或爱恋的落差有关。要是没有这种落差，人类的诗情就会减去大半。

如果永远是等量交换、同量往返，生活还有意思吗？这就像到了无坡无沟、无壑无丘、无荫无掩的一块平地，旅行还有乐趣吗？

因此，如果我们出去的友谊信号没有等到同样的回音，千万不要灰心，也不必寻找原因。我们没有那么小气，小气到放声一唱，就要从山崖间捡拾每一缕回声。只管放松地走，只管纵情地唱，只管一路上播撒友谊信号，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这不是扮演潇洒，而是秉承一个最古老的美好理念。孔子把这种理念表述得非常简洁：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

孔子注重家族亲情，又习惯于把家族亲情放大，来比喻天伦大道。在各种比喻中，最精彩的是这一个，把四海之内的各色人众，都等同于血亲同胞。这表明，孔子并不固守一家一户的门庭伦理，也不在乎天下万众的种种界限，而试图以仁爱之心全然打通。这已经上升为一种高尚的信仰，由此，孔子真正堪称伟大。

正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么，孔子对友谊的理解，必定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不同的职业、出身、学养，不同的地域、方言、习俗，不同的表情、行为、脾气，都在覆盖的范畴之内。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对友谊的信号反应得特别迟缓、滞塞、漠然的那一族。

不同的反应，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即使排除了这些因素，也不会变成同一的人。但是只要记住，我们都是兄弟，那就可以了。不同，正证明是“兄弟”而不是“自己”。孔子在另一处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个意思。

至此可以明白，日常友谊可以无限扩大，并由实用等级上升为信仰等级。

这种用汉语说出来的信仰，在世界上弥足珍贵。请想一想，四海之内，没有异教徒，没有十字军，没有种族隔离，没有文明冲突，没有强权对峙，没有末日平衡，只是兄弟。为什么是兄弟？因为天下只有一个家。

这种信仰，与墨子的“兼爱”、孟子的“利天下”等理念连在一起，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宏大隐脉，虽不时时显露，却也未曾失去。偶尔一见，总会感动。

整个大地都是友谊，但偶尔，静下心来，还会悬想梦中的高山流水。极度宽泛的“常谊”和极度稀少的“至情”遥相呼应，互济互补，组合成中国古代君子完整的友谊哲学。

既然“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什么还需要孤影缥缈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可不可以忘记他们？

可以。但是，也应该允许有人记得。

这就像，大批年轻写手可以天天文思泉涌、文笔滔滔，却也会有几个，心底藏下了《诗经》和《楚辞》。藏下了也未必实用，却会偶尔出神遐想，悄悄地开拓了人格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