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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初心不改笃定前行（第1页）

7月3日，华北南下干部团夜渡黄河，驻在洛河镇。并有组织地参观了白马寺。之后向东。

七、八月是中原雨水多的季节。华北南下干部大都穿的是华北农家用麻线纳成的褯帮底鞋。褯帮子是用浆糊把破衣烂裤的布料粘在一起，晒干后形成的，在泥水里“吧唧吧唧”走了不多久，就松了烂了。而敌占区的法币贬值很快，——一小时前还可以买一斤面的钱，一小时后连一包洋火也买不起了。这样，下给南下干部的，估计可以满足一个月的生活所需的津贴，瞬间贬得连一双鞋都买不起了。南下干部们只能学着打草鞋穿。然而，华北南下干部都是北方旱鸭子，从没穿过草鞋，穿上草鞋走不了多久，脚下就磨出了大血泡，而且不是一只脚上一个血泡，是好几个血泡，一走一瘸，疼痛难忍。

对于这意想不到的情况，华北南下干部团的领导及时组织宣传队，编写行军口号和短小精悍的快板段进行鼓动：“南下干部不怕苦，爬太行，越黄河，千难万险挡不住。脚底磨泡很痛苦，学习红军不怕苦，爬雪山过草地，一走一年两万五，咱们才走二千五。”“咬咬牙，紧紧裤，想想革命不落伍。鼓起劲，迈大步，胜利曙光在前头！明天就吃烤红薯。”“哎，哎，哎，哎！南下干部不怕苦，走到哪里，哪变红！脚下的血泡是条虫，誓将中原都变红！中原大地都变红，中原人民受鼓舞。中原人民受鼓舞，天天给我们烤红薯！”“哎，哎，哎，哎！你来唱，我来舞。争取人人不落伍。到了宝丰就休整，休整就写功劳簿，一个一个血泡数。”……

南下干部听了这些鼓舞的段子，精神焕，咬着牙，坚持行军。与此同时，段子中的俏皮语言还激起了南下干部们的乐观主义精神。一些爱说笑的干部冲着队伍旁边鼓动的队员喊：“我不吃烤红薯，我要喝白粥！”“我不吃烤红薯，我要吃烙饼裹鸡蛋！”……就这样，南下干部一路走着，说着，笑着，忘记了脚的血泡疼痛，顺利来到了目的地。

从4月底开始南下，到7月11日到位于中原的目的地，杨学山等南下干部走了两个半月，——部队向前推进，他们也向前挺进；部队往后撤退，他们也跟着撤退。这样前进、后退、前进……他们纵穿太行山，途经三个省，22个县市，走了二千多里，可谓是跋山涉水不远万里！

华北南下干部团到达位于中原的目的地后，休整21天。期间，进行了进入新区工作前的学习培训。培训中，各级领导讲解了开辟新区和前方战争情况，南下中原建立新政权的意义，动群众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之后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并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

休整后，中原局对（不只是从华北来的，还有从华东来的南下干部进行了整编和分配：两个大队留在中原，其他五个大队分配到了其他地。杨学山所在的大队就是留在中原省的两大队中的一个。杨学山被分配到了中原省方城县独树镇。

留在中原省的华北南下干部团根据当时的任务进行了缩编。杨学山所在的南下干部一班缩编为明阳地委的机要交通员。

明阳地委负责机要交通员的领导李宗列科长把所属机要交通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动员会：“当前，我们正在与敌人争夺中原。马上就要大决战了。大决战期间，消息的沟通至关重要。它关系到大兵团作战的行动统一，关系到能否捕捉到战机，最终关系到决战的胜负！我这不是危言耸听！”李宗列科长停下来，看了看对面在座的新分来的南下干部们，好像是想让杨学山这批新的机要交通员们领悟他这话的意义。看到所有在座的都集中精力在听他讲话后，又抑扬顿挫地讲起来：“同志们，机要交通员职位不高，但所担负的工作却非常重要。别看我们机要包里放着这么一张纸片”说着，李宗列科长从机要包里掏出一张32开的纸张，对着在座的新的机要交通员比划，“却只字千金！从宏官来讲，如果我们不能把上级的指示传达到各个部队，各个部队的作战行动就不能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打击敌人；如果我们不能把各个部队的作战、伤亡、地理位置等情况及时反映到指挥司令部，那我们的指挥司令部就不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就会贻误战机，不仅我们不能消灭敌人的军队，反过来极有被敌人的军队包围吃掉的可能。所以，我们机要交通员的工作重要到能否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决定着大决战的最终胜利！比如，上级要求阻击部队中午十二点前务必到达阻击地域，结果我们没有及时把上级的命令传达到阻击部队，或是下午一点才把阻击的命令传达到。这样阻击部队是无法完成阻击任务的。阻击部队完不成阻击任务，围歼的大部队就无法围歼敌人。又比如，我们晚上六点总攻开始，五点钟还没把总攻的命令传达到各个部队。总攻又怎么实施？所以，别看我们机要交通员职务在南下干部中很低，但所担负的任务却是最重要的！”李宗列科长又停下来看对面的机要通信员们，当看到机要通信员们瞪着两眼看着他和竖着两耳一声不响在听，他又继续讲，“从微观来说，我们机要通信工作还关系到千千万万名革命战士的生命！敌人军队扑来，想包围吃掉我们远离大部队的一股部队，可我们这股部队还不知道，而我们也没把这一重要消息及时送到，结果伤亡惨重。所以说，我们的纸片片，”李宗列科长又把32开的纸张举起来，“不但只字千金，还只字千命！”李宗列科长讲得激情四射，“同时，我们机要通信员的工作也是非常光荣的！上级的作战命令，要靠我们一级一级传达下去。下级执行命令的情况，要靠我们逐级逐级地传上来。我们机要通信员的上传下达的作用，如同我们体内的血管向全身各个部位输送血液一样重要。只有血管不中断地向身体各个部位输送血液，一个人的生命才能维持。只有我们机要通信员不间断的上传下达，上下机关和各部队之间才能保持密切联系，才能高效的运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我们机要通信员的工作中断了，上情不下达，下情不上达，上级机关就成了一个空壳，下级就会成为一个盲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也不知道应该到哪个儿去。指挥机构和作战部队的庞大机构就会瘫痪！”李宗列科长话音一转，“当然，我们机要通信员的工作也是非常危险的！决战当前，敌人千方百计想破坏我们交通通信工作，以达到破坏我们的战略决策的执行。地主阶级也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纠集地痞流氓杀害地方政府和农会领导，破坏人民革命。我们机要通信员，包里放着重要命令，驰骋在空旷的中原大地上，没有大部队护送，没有树木遮拦，没有大山庇护，敌人的子弹从一两里外就可能伤及到我们。我们每次传送上级命令的时候，都要走村穿乡，都要经过村口。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地方还被地主武装把守着。这些地主武装少的也有二三十人，多的有上百人。他们专门拦截和杀害共产党的机要通信员，从中截获共产党的重要机密，破坏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企图延缓地主阶级苟延残喘的统治。另外，为了破坏我军的作战行动，敌特与当地地主阶级武装沆瀣一气，实行‘大洋’奖赏政策。我们要做好不怕牺牲思想准备，做好随时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党的机密的准备。同时，我们一定英勇机智，努力出色完成上级交给的每项任务，把机要文件及时送到，保证我军作战行动顺利展开并取得胜利，不辜负党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李宗列科长最后讲，“为了尽可能及时准确把上级命令传达到。我们将机要通信员两人两人分成一组。目的是，如果一个人受伤，或牺牲了，另一个可以继续把上级的命令传达到。”他停下来，看了看机要交通员，继续说，“现在我们就开始分组。”然后从秘书手里接过人员名单，“我先点个名，啊，叫到名字的人喊一声‘到’。”说到这儿，他又抬起头来看了看对面的人，“杨学山！”

“到！”杨学山响亮地回答。

听到杨学山喊“到”后，李宗列科长用笔在杨学山名字前打了个对勾。

“刘大龙！”

“到！”

“咋声音这么没底气呢？”在刘大龙的名字后打了全对勾后，对着刘大龙大声说，“大声点儿！”

“到——！”刘大龙拉着长调，声音也高了一点儿。

“王宝田！”

“到！”

“刘福财！”

“到！”

突然李宗列科长停下来，把名单横过瞅，竖过去看：“‘木’，‘旦’，‘大’？”小心翼翼读完后，疑惑地抬起头往下看，“有叫‘木旦大’的吗？”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村就有叫二蛋儿、黑蛋儿，还有叫狗蛋儿的呢！”一个机要交通员插话。

李宗列科长又叫了一遍：“木，旦，大！”见没回声，伸着脖子往对面看，“有叫这个名的吗？”

下边在坐的机要通讯员们都着急了，又你瞧瞧我，我看看你——怎么还没有人答应？！

“是不是开小差了吧？”下边有人好意地提醒道。

那个兵荒马乱年代，大战之前生死关头，或者夜里想家想得睡不着了，或者家里有其他事，开小差是常态。要知道，那时候，管理制度不建全，没有户籍管理，没有供给关系控制着，谁来谁去，不好控制！不想干就溜之大吉！而且大战在即，也没时间更没精力去抓这些开小差的。

“我点过人数了，正好二十个人！不差人啊！”秘书看李宗列科长怪罪地看着自己，赶忙又开始比划着手指数起人头来，“一、二、三……”数完后，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人头不少啊，正好二十！”

“有叫这名的吗？”李宗列科长突然意识到这个名字不适合当人名字，皱着眉头，盯着名单看了起来，小声念叨，“是不是读错了”然后又把名单斜过来看，“是不是应该读‘木’，‘日’，‘天’？”尔后又向前看。

还是没人答应。

看到大家都摇头，李科长把名单举起来，又放下来，左看一遍右看一遍，然后又试探着说：“那就叫‘木’，‘昊’？”

机要通讯员们又左右前后看，还是没人回答。

“唉——，这真是斜了门了！”李科长急出一身汗，用手指在那几个字上画来画去，然后又试探着叫：“那就叫‘查’‘大’？”

“到！”一个满脸稚气的小伙子立刻站了起来。

“我的那个娘啊！终于喊对了！”李科长长出了口气，抹了把脑门上急出来的汗珠子，“原来是‘查大’呀！”

“是我！领导！”查大身板挺得直直的，一副等着训话的样子。

“我的个老娘啊！”李宗列科长又抹了把脑门上的汗珠，不满意地看文书，“这名字是咋写的？该连的不连，不该分的分开了？”

“我当时忙着配机要包，就把纸放在桌上，让自己写姓名。”秘书赶忙解释。

“噢。”然后李科长抬起头看下边，“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