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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 身居学术重镇却又总在学术圈外（第1页）

杨义：身居学术重镇，却又总在学术圈外

*杨义（1946—2003），广东电白人。著名文学史家。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2023年春夏之交某一天，脑子不期然浮现出杨义先生的模样：矮墩墩的身材，略大的方脸，眼镜后面眯缝的眼神，用喉部发出带着“呵呵呵”的粤西口音，怡然自得地一根接一根抽烟……暌违多年，不知他老兄景况如何？

此前他所在的澳门大学曾举办过“杨义学术研讨会”，邀我参加。因为忙，我没有去，只做了个几分钟的视频发言，高度评价他的学问成就。会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隐约预感杨义可能染疾患疴，就发个微信询问澳门大学的朱寿桐教授。朱回复说，杨义已重病五六年，曾一度回老家电白养病，如今又进了珠海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已病危。我即请朱寿桐替我去看望杨义，并请杨义夫人把我的微信问候念给杨义听。回信说，那时杨义还有意识，对我的问候表示感谢。不料几天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杨义先生的去世，在学界引起震动，唁电很多，不过告别仪式因在珠海，想来到场的人未必很多。社科院约我写篇纪念文章，我没心思写。过了这半年，思前想后，才动笔记下一些回忆。

我认识杨义兄起码有五十年了。我是1964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他比我晚一年，是65级人大新闻系学生。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他住南一楼，我是南四楼，相距不到百米，吃饭也同一个食堂。那时学生不多，彼此应当打过“照面”，或者说过话，记不清楚了。他们入学不到一年就“文革”了，这位来自广东的农家子弟，并不见他怎么“闹腾”过，否则我总还会有些印象的。后来知道他毕业分配到北京近郊的东方红石化总厂，在宣传科做干事。当时大多数同学都被“一锅端”，分配到外省的农场、基层。我也到了广东“小三线”韶关工作，而杨义能留在北京，是很幸运的。

据说杨义在“东炼”时是“笔杆子”，但“心有旁骛”，负薪挂角，博览群书，等于“自修”完了被耽误的学业。猜想他读的不是新闻学之类，而是文史。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胸有成竹的杨义便脱颖而出，考上了社科院的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唐弢先生。我也在同一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和杨义的专业相同。那时的研究生很少，又是“同行”，便有些往来了。

研究生毕业后，杨义留在社科院文学所，我留在北大，有时彼此都参加一些学术活动，老乡见老乡，总会聊上几句的。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要查阅很多民国时期的小说，还托我从北大图书馆找过一些“库本”。

我和杨义是君子之交，谈不上热络，但那时已知道他是非常勤奋、对学问痴迷的人。社科院不用上班，自由支配的时间有的是，他就专注地写他的小说史了。据说他写作时可以连续几天不出门，闷着头写。每写完一章，便到街上溜一圈，看老头下棋，买个板鸭犒劳一下自己。接着又写，又吃板鸭，周而复始，终成正果。1986年他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之后，第二卷和第三卷也陆续面世。在我们那一届现代文学研究生中，杨义是最早出版专著，也是最早成名的一个。

小说史出版后，反响并不大，印数也不多，然而搞现代文学的几乎都把该书当作案头必备。这套书没有什么理论架势，就是老老实实搜罗、清理数量庞大的现代小说，按时序和风格、流派分类，逐一介绍各家作品的情节、内容及贡献。记得有些风格点评还是颇为精彩的，可能借鉴了传统诗话、词话的办法。这部近200万字、2000多页的大部头小说史，发掘了许多被文学史遗忘或者因政治干预而淹没了的作家作品，涉及的作家有数百人，第一次把现代小说创作完整的面貌呈现出来了。

至今恐怕没有哪位研究者能像杨义这样，几乎读遍了绝大部分现代小说。以现今学人“新进”的眼光去看，这部书未免有些“笨拙”，下死功夫，却又不能不承认这部书的开拓之功，何况其资料的丰富是那样诱人。就因为这部书，杨义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地位。

写完现代小说史之后，杨义又接连出版多种有关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的书，包括《中国叙事学》《鲁迅小说综论》《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等等。和他的现代小说对比，这些专论的理论性和创新性明显加强了，各有其学术推进，但我更看重的，还是他那“笨拙”的三卷本小说史。

杨义是极勤奋的“高产”学者，而且是持续的“高产”。他总是有许多奇思妙想，还有步步为营的规划，如同打仗，有他的学术“战略”构想。也许他觉得搞现当代文学“不过瘾”，在完成上述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系列论著之后，便毅然转向，转到古典诗学研究。他提出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编撰“大文学史”，并直接“问鼎”古典文学的“高地”——楚辞与唐诗，出版了《楚辞诗学》《李杜诗学》等著作。这是他的第二个研究写作“高峰”。

到了退休前后，六十多岁的杨义又一次转向，这次是转到古典“群经”的研究，包括对孔孟、老庄、墨韩、《孙子兵法》、《吕氏春秋》等经典的释义，以及对经典形成过程的复原性探索与阐释，力图贯通古今，突破旧学藩篱，打一场学术研究的“大仗”。我不是古典文献专家，对于杨义这些研究的得失不敢妄加评说，但对杨义学术研究的眼光、气度和胸襟，他的学术的蓝图与实践，我是很羡慕与钦佩的。杨义努力形成自己学术研究的三个高峰，在现代文学、古典诗学、文学地理学、叙事学，以及古典文献等多个领域都成绩斐然。无论如何，这位博大的学者已经在学术史上刻下深深的印记。

可是，杨义有关古典文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跨界”研究，却未能得到相关领域学界的重视。他的楚辞、李杜，以及经典“还原”系列著作出版后，召开几次新书发布会，也极少相关领域学者去参加。到底是什么原因？即使杨义这些著作有问题，也可以展开讨论呀，更何况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与思路。而坊间流传一些否定杨义的流言，比如有多少“硬伤”之类，其实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现今做学术、搞项目，要么大而无当，套话连篇；要么是“打井式”，每人抱一个课题，穷经皓首，虽有专精，却也难免琐屑。专业分工过细，彼此“围墙”高筑，若有人翻墙“跨界”，就等于“侵犯他人地盘”，难免遭遇拒斥。这种现象在人文学科尤为严重。杨义的“跨界”被冷落，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杨义其实是书呆子，专心问学，有点不通人情庶务。有关他的趣事颇多，虽无端却又让人乐信其有的。

例如，杨义虽官至社科院文学所与少数民族文学所的“所长”，且不说实权如何，可他还是常以“两所之长”为傲，这其中其实夹杂着学者的“迂阔”。有一回现代文学学会换届选举会长、副会长，杨义的票数差一点，只够当个副的，他老兄居然当众声明“非会长不当”，结果落选。杨义和别人攀谈，总是一边抽烟，一边大谈学术，滔滔不绝诉说自己研究的新“发现”，以至忘记了时间、场合和对象。还有，杨义已经是社科院堂堂一大“博导”，却又去武汉大学读个在职博士学位。据说他到了珞珈山便忘了自己的学生身份，老神在在，硬是把论文答辩会变成了专场演讲会。

诸如此类轶事在坊间传播，而杨义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每天还是自在地抽烟、喝茶、吃板鸭，没完没了地写他的文章。

古人说，人无癖，不可交。杨义很真实，善良，不做作，他的“癖”是写在脸上的，这很难得。可是与他“可交”的友朋实在不多。他身居学术重镇，却又总在学术圈外。有时我想，杨义会不会有些寂寞？这寂寞是否反而促成他躲进小楼成一统，更痴迷于读书治学？在当今学界，像杨义这样有“故事”又痴迷学术的学者越来越少了。

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