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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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三（第1页）

辑三

我的阿ｍí

“阿ｍí”（“ｍí”读ｍí）是我对母亲的称呼，如同叫“妈妈”。后来才知道这是古音，有些客家人保留了这种古代的称谓。我从小就这样称呼妈妈，有些特别，反而觉得亲切。遗憾的是，阿离开我们十二年了，我已经有十二年没有当面喊过“阿”了。每年回广东老家给父母扫墓，兄弟姐妹、亲戚友朋几十口人，到了墓前拔草、祭奠、放鞭炮，每次都是那样“热闹”一番就过去了。我就想，若有机会能安静一点，让我一人在墓前坐坐，喊几声“阿”，和母亲说说话，该多好呀。

今年，我特意选择一段平常的日子，与妻子回老家扫墓。到墓地的人少，祭扫完毕，和妻子及陪同的亲戚说，请你们先去别处等我，让我单独和阿说说话。这才有了和我的阿独处、可以痛快地喊声“阿”的机会。

二十年前，阿随我姐姐住广州，后又跟妹妹居深圳，年迈多病，心里肯定很盼我去看看她，但从来没有明说过。我老是工作呀，事业呀，一两年才去探望一次。阿患青光眼，视力极差，模模糊糊见到儿子，满脸皱纹松弛下来，绽放出笑容。她最欢喜的事情便是给儿女讲圣经故事，我从小就听过无数遍，也许她不记得，或者是陶醉于这种讲述，还是要不厌其烦地讲。我乖乖地倾听，有时装作对某些情节特别有兴趣，要她复述，她就兴致特别高，耶和华呀，摩西呀，所罗门呀，连声调都颇有些抑扬顿挫。这可能是她最快乐的时分吧。

但我每次回去探望也就住三五天，还有许多应酬，便要匆匆回北京了。她便有些焦虑，尽管不舍，还总是说，工作要紧，看看就赶紧回吧。现在回想，为何不能多陪老人几天，真的就那么忙，一年到头就很难多挤些时间和阿说说话吗？而现在只能在墓地里和阿说话了，真是后悔呀。

阿名叫黄恩灵，1917年生于广东紫金一个基督教家庭。我外祖父是牧师，毕生传教，乐善好施，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牧师享年八十五岁，去世时正值“文革”爆发，却也未曾受到冲击，甚至还有很多人披麻戴孝去参加葬礼，这也堪称传奇。阿幼时颇受父母宠爱，上过教会学校，读到初中毕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孩子读书是非常奢侈的事。十九岁，她由父母做主嫁给我父亲温鹏飞（望生）。父亲出身贫寒，虽然我祖父是崇真会教士，也以传教为业，但“级别”比牧师低，家里穷。父亲十六七岁就离家外出打工，在香港东华医院当学徒，多年苦练掌握了一些医术。二十八岁到紫金龙窝镇开设西医诊所，是当地最早的西医之一。阿嫁给父亲是不太情愿的，据说新婚不到一个星期就写信回娘家诉苦，毕竟大家闺秀，一时适应不了比较苦的生活。又因为父亲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彼此感情始终不是很好，但也就这样互相扶持，过了一辈子，生下九个孩子（有两个夭折了）。作为子女评论父母的婚姻是有点难堪也不客观的，但我小时就感受到家里有不和谐的气氛。尽管如此，父母都很爱我们，他们很辛苦地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全都养育成人。

阿有“男女平等”的想法，性格倔强，总希望能相对独立，有全家福（1964年）

一份自己的工作。1950年代土改时，她独自一人带着我的两个姐姐回去乡下，分了田地，盖起房屋。一个女人家，多不容易！后来公私合营，父亲的诊所被强行合并到国营的卫生院，父亲当了卫生院的医生。阿说“我连拉丁文都认识，看得懂药方”，也要求去卫生院“工作”。那时有个“工作”似乎是很体面的事情。阿果真当了大半年的药剂师，每天上班穿着白大褂给病人拿药。那是她最舒坦的日子，后来常常要提起的。

可惜很快就赶上各种运动，阿重回家当家庭妇女。此后几十年，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动乱，一家人生活过得非常艰难。五六十年代，父亲的工资每月80元，当时可谓高薪。可是家里人口多，七个孩子都要上学，花销很大，总是寅吃卯粮，入不敷出。阿要靠为人家织毛线衣来补贴家用。一件毛衣织七八天，也就得八九元工钱，她总是在昏暗的油灯下织呀织，把眼睛都熬坏了，后来得了青光眼。

“文革”前后，父亲先是下放到乡下，降格为“赤脚医生”，后又到一个制作铁锅的小厂当厂医，他到七十多岁才退休，长年累月在外边，很多时候都不能和阿在一起。孩子们陆续都成家了，像我早就远走高飞、到遥远的北京上学了，阿经常一个人守着小镇上的店家，后来又独自回去乡下的老家，过“空巢”生活。那时她六十多岁了，还得自己烧柴打水。我们也不时会寄点钱给她，她连一盏灯都舍不得点，孩子们寄来的生活费，绝大部分都捐献给了当地的教会。据教会人士说，阿的奉献是全县第一多。其实当时我们也知道她总是省吃俭用在做捐献，但只能随她，这是精神依托。

兄弟姐妹都想接阿到城市住，七个子女的家她都住过，但终究还是想住自己的老屋。有一年回去她和我说，老了，还和“徙兜猫”（客家话，意思是居无定所的猫）一样！有些伤感。阿何尝不想和孩子在一块，可是住个三月五月，她又要回乡下。阿希望一个人独立清净，更怕“拖累”孩子，她总是为孩子着想。一直到八十岁上下，实在走不动了，才不得不到广州、深圳等地，由我的姐妹来照顾她。她最后就终老在深圳——对她来说总是喧嚣而又陌生的城市。

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我也曾经接她老人家到北京来过，那是母子团聚的欢乐时光。上街时，我想搀扶她，她会突然甩开我，表示还不至于老成那样呢。我们陪她游北京动物园，她有些返老还童，最喜欢看老虎、狮子和大象，扒着围栏老半天不愿离开。那时我在中南海的业余大学兼课，想办法找来参观券，陪她参观过毛主席的菊香书屋。我们还游览过颐和园与故宫。每当她看到自己认为有趣的东西，就会像孩子一样惊呼“果绝呀！”（这是客家话中骂人的话，常在惊叹无语时使用）。这时，我是多么惬意。

可是阿两次来京，都只住了个把月，就着急要回广东。她眼睛不好，希望住亮堂的地方，而我当时的寓所在未名湖北畔，老旧的四合院，树荫和竹影太浓，她觉得暗，住不惯。现在想来，阿的不惯，也因为我当儿子的照顾不周。比如，有什么我们觉得好吃又有营养的东西，总希望阿能多吃点，若老人不吃，就跟她急，不会从老人角度想想，为何不吃。我对自己的孩子有耐心，但对老人就不见得，当初若有对孩子耐心的三分之一去侍奉阿，也许再“不习惯”，她也乐于在北方多住些时日吧。

现在，我能做什么？只能一两年找个机会，独自上山坐在阿的墓前，和她说说话，“逗”她喜欢。

墓前待久了，有时仿佛又能看到阿正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拿着放大镜费劲地读《圣经》。阳光透过窗户流泻在阿佝偻的身上，如同一幅迷离的油画。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