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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昭公二十九年（第1页）

鲁昭公二十九年

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处于郓。齐侯使高张来唁公，称主君。子家子曰：“齐卑君矣，君只辱焉。”公如乾侯。

二十九年春，鲁昭公从乾侯返回鲁国，住在郓城。齐景公派高张来慰问鲁昭公，称鲁昭公为“主君”。春秋时期的惯例，卿大夫的家臣称卿大夫为主君。所以子家羁说：“齐国这是看不起国君了，国君只是自取其辱罢了。”鲁昭公一气之下，又想去晋国，但是晋国仍然拒绝他入境，所以只好还待在乾侯。

三月己卯，京师杀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鲁之子。尹固之复也，有妇人遇之周郊，尤之，曰：“处则劝人为祸，行则数日而反，是夫也，其过三岁乎？”

夏五月庚寅，王子赵车入于以叛，阴不佞败之。

三月十三日，王室秋后算账，在京师雒邑杀了召简公、尹氏固以及原伯鲁的儿子。当年王子朝逃奔楚国，尹氏固也跟随他前去，但是半路又跑回来。有个妇人在雒邑郊外看到他，责备说：“住在这里就怂恿别人作乱，跑出去了没几天又回来，这样的人岂能再活过三年？”这不，被她说中了。

五月二十五日，王子赵车跑到叛乱，被阴不佞打败。赵车也是王子朝的余党，大概是看到召简公等人的下场才又作乱的吧。

平子每岁贾马，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公执归马者，卖之，乃不归马。

卫侯来献其乘马，曰启服，堑而死，公将为之椟。子家子曰：“从者病矣，请以食之。”乃以帏裹之。

公赐公衍羔裘，使献龙辅于齐侯，遂入羔裘。齐侯喜，与之阳谷。公衍、公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为之母曰：“相与偕出，请相与偕告。”三日，公为生，其母先以告，公为为兄。公私喜于阳谷，而思于鲁，曰：“务人为此祸也。且后生而为兄，其诬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为大子。

鲁昭公流亡在外，季孙意如每年都买马，准备好随行人员的衣服鞋子等用品，派专人送到乾侯去。鲁昭公逮住送马的人，卖掉马，季孙意如从此不再送马过去。

卫灵公前来看望鲁昭公，将自己驾车的马（名叫启服）送给鲁昭公。不料马掉到坑里死了，鲁昭公很伤心，要给马做棺材下葬。子家羁看不下去，说：“随从们已经病了，需要补充营养，请把马肉赏给他们吃吧。”于是才用破帷布将马包裹起来埋了。

公衍是鲁昭公的儿子。鲁昭公赐给他一块羔羊皮，派他把一块龙纹宝玉献给齐景公，公衍把羔羊皮也一并献了。齐景公一高兴，就把阳谷赏给了公衍。回想当年，公衍和公为将要出生的时候，他们的母亲按照当时的规矩，都出了寝宫住在产室。公衍先出生。公为的母亲耍了一个心眼，说：“我们一起出来，那就一起去报喜吧。”过了三天，公为才出生，但是他的母亲抢先去鲁昭公那里报告，所以公为做了哥哥。鲁昭公为得到阳谷而沾沾自喜，又想起当年在鲁国的往事，说：“是公为带来了这场灾祸（公为提出要除掉季氏），而且后出生却当了兄长，这事冤枉得也太久了。”于是废黜公为，立公衍为世子。

国家没了，宫斗还在继续，有的人也许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宫斗情结吧。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川，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瘙
棤之《》瘙
椝，曰：‘潜龙勿用。’其《同人》瘙
棳曰：‘见龙在田。’其《大有》瘙
棴曰：‘飞龙在天。’其《》瘙
検曰：‘亢龙有悔。’其《坤》瘙
棥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瘙
椂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秋天，有龙出现在绛都郊外。魏舒问大夫蔡墨：“我听说，虫族没有比龙更聪明的了，因为它不会被人活捉，所以说它聪明，是这样吗？”蔡墨说：“那是人不聪明，不是龙聪明。古代是有养龙的，所以有国家叫豢龙氏、御龙氏。”魏舒说：“这两家我也听过，但是不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是怎么说的呢？”蔡墨回答：“从前有氏的叔安，有位后裔叫作董父，实在是很喜欢龙，能够了解龙的嗜好来喂养它们，很多龙都跑到他那里去，于是驯养它们，带着它们侍奉舜帝，舜帝赐其姓董，氏豢龙，将川封给他，夷氏就是他的后代。所以舜帝的后裔世代都有养龙的。到了夏朝的孔甲，顺应天帝，天帝赐给他驾车之龙，黄河之龙和汉水之龙各两条，皆为一雌一雄。孔甲不能喂养它们，而又没有找到豢龙氏。那时候陶唐氏已经衰落了，其后人有位叫刘累的，曾经在豢龙氏那里学过驯龙之术，以此侍奉孔甲，能够给龙喂水喂食。孔甲嘉奖他，赐其氏御龙，以取代豕韦（祝融的后代）的后人。有一条雌龙死了，刘累偷偷将它剁成肉酱给孔甲吃。孔甲吃了，觉得不过瘾，不久又来要这种肉。刘累害怕，就迁到了鲁县，范氏就是他的后人。”前面说过，范氏即晋国的士氏家族，因获封范地而称为范氏。晋灵公年间，士会自晋国逃奔秦国，后来又回到晋国，他的族人有自愿留在秦国的，即为秦国刘氏的先祖。

魏舒继续问道：“而今为什么没有龙了呢？”蔡墨说：“但凡事物，都有管理的官吏，官吏修习管理之道，每天早晚都想着这事。一旦失职，则死亡到来。丢了官职就吃不了国家的俸禄，官吏安于从事自己的工作，他管理的事物才会到来。如果泯灭丢弃它们，它们就自己潜伏，抑郁而不能生长。所以有管理五行的官吏，叫作五官，代代继承姓氏，爵位封为上公，祭祀则为贵神。社稷神庙里的五种祭祀，对它们尊敬奉养。木官叫句芒，火官叫祝融，金官叫蓐收，水官叫玄冥，土官叫后土。龙是水物，水官被废弃了，所以龙不能被人活捉。不然的话，《周易》有这样的话：在‘乾之’，叫作‘潜龙勿用’；‘乾之同人’，叫作‘见龙在田’；‘乾之大有’，叫作‘飞龙在天’；‘乾之’，叫作‘亢龙有悔’。乾卦变为坤卦，说‘见群龙无首，吉’。在‘坤之剥’，叫作‘龙战于野’。如果不是朝夕相见，怎么能够描写得如此生动？”

有必要解释一下，《周易》的乾、坤二卦，其爻辞多用龙说事。《乾》卦六爻皆阳，所谓“乾之”，是指《乾》卦的初爻（其爻辞为“潜龙勿用”）由阳变阴，变成了上《乾》瘙
椸下《巽》瘙
椼，成了《》卦。“乾之同人”，则是《乾》卦的第二爻由阳变阴，变成了上《乾》瘙
椸下《离》瘙
楀，成了《同人》卦。其余“乾之大有”“乾之”“坤之剥”，均同此例。《乾》卦六爻中，有四爻的爻辞提到了龙；《坤》卦六爻中，有一爻的爻辞提到了龙。所以蔡墨以为，古人必是见到了龙，熟知龙的习性，才能作此描写。

魏舒又问：“社稷神庙里的五种祭祀，是哪一位帝王的五官？”蔡墨回答：“少有四位叔辈，分别叫作重、该、修、熙，能够管理金、木、水。命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和熙为玄冥，世代不失职守，后来便帮助穷桑氏治理天下，这是其中的三种祭祀。颛顼有个儿子叫犁，命他为祝融；共工有个儿子叫句龙，命他为后土，这是其中的两种祭祀。后土即为社神（土地神）。稷神（谷物神）则是田官。有烈山氏（即炎帝）有个儿子叫柱，命他为稷神，自夏朝以上的年代都祭祀他。周朝的先祖弃也是稷神，自商朝以后的年代都祭祀他。”

中国古代的神谱，基本是一本糊涂账。就连最基本的三皇五帝，也是众说纷纭，至少有七八个版本。所以，蔡墨说的这些神神怪怪，咱们也就姑妄听之，不必细究了。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冬天，晋国赵鞅、荀寅带兵在汝水之滨筑城，于是向晋国的百姓征收铁一鼓（当时的计量单位，约四百八十斤），用来铸造刑鼎，将当年士主持制定的刑法铸在上面。

孔子听说这件事，说：“晋国恐怕要灭亡了吧，失掉它的法度了。晋国应该遵守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以治理它的百姓，卿大夫按照他们的地位来维护它，百姓才能尊重贵族，贵族才能守住家业。贵贱没有产生错乱，这就是所谓的法度。晋文公因此设立维护秩序的官员，制定被庐之法（鲁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在被庐检阅部队，修订唐叔的法令），以此成为诸侯的盟主。现在抛弃这个法度，而制作刑鼎，贵贱无序，怎么能够治理国政？而且范宣子的刑法，是夷之的时候制定的，晋国因此陷入混乱，怎么能够将它作为法律呢？”蔡墨也说：“范氏、中行氏恐怕要灭亡了。中行寅（荀寅）为下卿，而干涉上面的政令，擅自铸造刑鼎，以此为国家的法律，这是‘法奸’啊。又加上范氏，改用被庐制定的法律，他们也要灭亡了。恐怕还要算上赵氏，赵鞅也参与了。不过他是不得已，如果修养德行的话，可以免除祸患。”

这里要多说几句。所谓铸刑书也好，铸刑鼎也好，在当时已经不是新鲜事，郑国的子产早就干过。在先秦儒家看来，上古时期采用德治，那是最好的社会管理模式；周朝采用礼治，已经是退而求其次；如果采用法治的话，社会的风气就会败坏，老百姓就不会听统治者的话，转而以法律为准则，因而法治是不可取的。就算是子产这样的圣贤，因为铸刑鼎的事，也是饱受批评。但是，社会在发展，生产力在提高，人口在增加，上古时期的小国寡民，鲜少往来，自然可以德治；西周时期，列国相当稳定，互不侵犯，礼治也能应付；到了春秋时期，列国争霸，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急剧增加，人心已经发生变化，社会管理远比从前复杂，国家机器必须进一步完善，不靠法律靠什么？孔子认为晋国还要用几百年前唐叔制定的法度，还想回到那种田园牧歌的时候，那就真是刻舟求剑、食古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