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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定公十三年（第1页）

鲁定公十三年

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实氏。使师伐晋。将济河，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兹曰：“可。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绛。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乃伐河内。

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唯邴意兹乘轩。

齐侯欲与卫侯乘，与之宴而驾乘广，载甲焉。使告曰：“晋师至矣！”齐侯曰：“比君之驾也，寡人请摄。”乃介而与之乘，驱之。或告曰：“无晋师。”乃止。

十三年春，齐景公、卫灵公住在垂葭，也就是氏。派兵攻打晋国，将要渡过黄河，大夫们都认为不可以。邴意兹说：“可以。用精锐部队攻打河内，就算是用传车传递军情，也要好几天才能传到绛都。晋国动员部队，整顿军马，没有三个月不能渡河，那时候我们已经渡河而回了。”于是进攻了河内。

战后，齐景公将各位大夫的轩车都没收，唯独邴意兹能够乘坐轩车，以示赏罚分明。

齐景公想与卫灵公乘坐同一辆战车，和他一起宴饮，命人套好车马，载上武器盔甲。又偷偷命人报告说：“晋军来了！”齐景公说：“等君侯的车马套好，寡人请求为您驾车。”卫灵公前来参加宴会，战车自然已经解了马，现在敌军来袭，只能赶紧坐上齐景公的战车。齐景公披上现成的盔甲，和卫灵公共驾一车，疾驰着冲向并不存在的敌人，表现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架势。等到有人报告说“没有晋军”，才停下来。

这样玩，真的好吗？

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归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使其从者说剑而入，涉宾不可。乃使告邯郸人曰：“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

晋国的赵鞅对赵午说：“把卫国进贡的五百户给我，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晋阳。”邯郸是赵午的封地，晋阳是赵鞅的封地。卫国进贡的民户，应该是鲁定公十年赵鞅讨伐卫国时获得的贿赂，暂时放在邯郸。赵氏一族，赵鞅是宗主，赵午是旁系，赵午必须服从赵鞅，所以就答应了。等他回去和家族中的长辈一说，老家伙们都不同意，说：“卫国这是给邯郸的，如果安置在晋阳，那就断绝了卫国的友好之路。不如入侵齐国。”

老家伙们的逻辑是：赵午出兵侵齐，齐军前来报复，这时候才将五百户迁到晋阳以求取帮助，卫国想必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一边敢想，一边敢做。赵午于是带兵入侵齐国，然后才将五百户卫民送到晋阳。赵鞅大为恼怒，这不是简单问题复杂化吗？于是宣召赵午前来，将他囚禁在晋阳。又让赵午的手下解除佩剑再来进见，赵午的家臣涉宾不肯。赵鞅就派人告诉邯郸人：“我私人对赵午进行惩罚，你们几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继承人。”于是杀了赵午。赵午的儿子赵稷和涉宾在邯郸发动叛乱。六月，晋国上军司马籍秦带兵包围邯郸。

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董安于闻之，告赵孟，曰：“先备诸？”赵孟曰：“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为后可也。”安于曰：“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请以我说。”赵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

赵午的事情，其实也不仅仅是赵鞅的家事。赵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又与士吉射（士鞅之子）是亲家，荀寅的儿子娶了士吉射的女儿为妻。荀家（中行氏）和士家（范氏）亲戚和睦，所以都没有参加围攻邯郸的行动，而且打算发动内乱，讨伐赵氏。赵鞅的家臣董安于听到消息，告诉赵鞅说：“还是先做准备吧？”赵鞅说：“晋国有这样的法令，发动祸乱者死罪，后发制人是可以的。”董安于说：“与其祸害百姓，不如我一个人死。请拿我脱罪。”意思是，与其等对方先发难，祸害百姓，不如先发制人。到时如果追究罪责，就说是我的主意，由我来担责好了。赵鞅不同意。七月，范氏和中行氏发难，进攻赵鞅在绛都的宅子。赵鞅逃到晋阳，晋国派兵包围了晋阳。

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梁婴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为卿。韩简子与中行文子相恶，魏襄子亦与范昭子相恶。故五子谋，将逐荀寅，而以梁婴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跞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请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

晋国的情况，不是一般的复杂，可以说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家族与家族之间又纠缠不清：

士吉射的庶子士皋夷因为不受父亲宠爱，想在范氏族中发动叛乱——这是范氏内部的问题。

梁婴父受到荀跞（知氏，谥文）的宠信，荀跞想提拔他为卿——这是知氏的问题。

韩不信（韩氏宗主，谥简）与荀寅（谥文）交恶——这是韩氏与中行氏的问题。

魏曼多（魏氏宗主，谥襄）与士吉射（谥昭）交恶——这是魏氏与范氏的问题。

各种利益交错，形成的局面是：士皋夷、梁婴父、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五个人联合起来，想要驱逐荀寅，而以梁婴父取代他；驱逐士吉射，而以士皋夷取代他。荀跞出面对晋定公说：“国君任命的大臣，发动祸乱者死罪，这是写在盟书上沉入黄河的。而今中行氏、范氏、赵氏发动祸乱，却只针对赵鞅一个人，刑罚已经不公了。请将他们全部驱逐。”晋定公哪里敢有主见？当然只能说好。于是这一年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以晋定公的名义攻打范氏、中行氏，不能攻克。

二子将伐公。齐高强曰：“三折肱知为良医。今意即久病知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听，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

荀寅、士吉射被逼急了，想要讨伐晋定公。这显然是个愚蠢的想法：首先，敌人肯定不是晋定公；其次，晋定公虽然沦为傀儡，名义上还是晋国的国君，讨伐晋定公就是妥妥的叛国。从齐国流亡到晋国的高强劝告他们：“三次折断胳膊可为良医。世上之事，唯有攻打国君是不可以的，百姓不会答应。我正是由于攻打国君才会来到这里啊！知、韩、魏三家其实并不和睦，都是可以打败的。打败了他们，国君还能依靠谁？当然是依靠你们。如果先攻打国君，那就让他们和睦了。”二人不听，还是讨伐晋定公。晋国人都来帮助晋定公，二人失败，知、韩、魏三家趁机发动进攻。十八日，荀寅、士吉射逃奔朝歌。

韩不信和魏曼多为赵鞅说情。十二月十二日，赵鞅回到了绛都，和各大家族在公宫盟誓。

初，卫公叔文子朝，而请享灵公。退，见史而告之。史曰：“子必祸矣！子富而君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许我矣，其若之何？”史曰：“无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难。上下同之。戍也骄，其亡乎！富而不骄者鲜，吾唯子之见。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与焉。”及文子卒，卫侯始恶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将去夫人之党，夫人诉之曰：“戍将为乱。”

当初，卫国的公叔发（谥文）在朝见的时候请求设宴招待卫灵公。退朝之后，公叔发见到大夫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史说：“您必将有祸。您这么富有而国君贪婪，还请他到您家里赴宴，恐怕要大祸临头了。”公叔发也意识到自己不对了，财不露白，将卫灵公这么贪婪的人请到家里来，不就是开门揖盗嘛！老老实实说：“是的，我没有事先告诉您，是我的过错。但是，国君已经答应我的请求了，怎么办？”史说：“其实也不用害怕。您恪守臣道，谨小慎微，可以免于祸患。富有而能够低调，必定免于灾难，无论尊卑都是这样的。”但是又特别提到公叔发的儿子公叔戍：“他为人骄纵，恐怕是要逃亡的吧！富有而不骄纵的人很少，我只见过您一个。骄纵而不逃亡的，还从来没有过。”史断定：公叔戍必定逃不脱这一规律。等到公叔发去世，卫灵公果然因为公叔戍太富有而厌恶他。公叔戍又不知死活地卷入宫廷内斗，想除掉君夫人南子的亲信。南子在卫灵公那里告状：公叔戍将要作乱。

这里说到的史，便是《论语》里提到的史鱼。孔子这样称赞他：“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不管国家怎么样，这个人都像射出的箭一样，直言不讳。只有心底毫无私心杂念的人，才能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