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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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quo;记得。那是你到奥姆斯克高等民警学校来选人，我们小组正好通过了考试。”

  &1dquo;对，当轮到你答辩时，你向考官讲述的是关于&1squo;罪犯的个性’的问题，你答得很好，语句流畅，也没有出教科书和专题学术著作的范围。考官听着&he11ip;&he11ip;听着&he11ip;&he11ip;然后问道：&1squo;如果用两句话回答罪犯的个性与非罪犯的个性有何不同的话，你怎么回答？’当时我明白，考官用这种挑衅的口气，是想让你再给他叙述一遍关于教育的缺陷的问题：缺乏思想道德方针、利益的狭隘性、自私自利倾向等等。而你却笑了一笑，耸了耸肩，回答道：&1squo;如果用两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罪犯的个性与非罪犯的个性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犯了罪，而另一个没有犯罪。当时我就意识到，你应该干我们这一行。因为你思考问题准确，不会糊涂。而现在你却令我大失所望了。’”

  &1dquo;为什么？”

  &1dquo;因为你觉得奇怪的东西是不应该使别人也感到奇怪的。罪犯是居民的一部分，但不是居民中最坏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一部分。而警察也不是居民中最好的一部分，更不是社会的精华。倘若居民中受教育少的人和不特别聪明的人的数量上升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有同等的机会既能够钻进罪犯的队伍，也会钻进警察的队伍中来。至于天赋高、能力强、受过高质量的职业教育的人，那么他们会合情合理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在商业活动中、在生意场上，但绝不是在我们的低薪机关中付出更多的牺牲。这就得出一个结论，在罪犯中间，智商低的人和傻里傻气的人与我们警察队伍中的这类人是等量的。也就是说，在罪犯面前，我们并无智力上的优势可言，而罪犯中的高智商者和能力强的人还可能更多一些。对此，你可以看看有关的统计数字。好吧，现在你谈谈汽车一事的进展如何？”

  &1dquo;你吩咐我寻找可能看见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那辆银白色&1squo;奥迪’车的人，我找到了许多这样的人，但他们中谁也没有记住那辆车的牌号，而你又需要车的牌号。怎么办？我只好再去寻找汽车盗贼中间的见证人。在使馆区，盗车团伙往往雇有当地的眼线，他的任务就是了解车况：车的主人、车上的信号系统、车库等等，这都是你曾经对我讲过的，还记得吗？”

  娜斯佳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确实有一次，她曾对多岑科讲过，统计学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可以帮助人们从大量的概括统计数字中现很小的个别部分。比如说盗车吧，&1dquo;你看，”她说着，将统计表在多岑科面前展开，&1dquo;在城市的一些地方，侦破了一些汽车盗窃案，约占被盗汽车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对于盗车案的破案率来说，这个百分比是不低的。而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平均每十辆被盗汽车中只能破获一辆，也就是说，破案率为百分之十。这两种结果有何区别？你必须立即提出至少两种看法：第一，破案率高的地方，说明民警机关肯定装备了一些先进高效的登记犯罪案件的设备；第二，破案率低的地方，说明罪犯是经过周密考虑，且是有组织地作案，他们不随便潜入装有良好信号系统的车里，不随便打开采取了防护措施的车库，不轻易将车开走，以防车主未睡觉或从窗户里窥视。换言之，在这些盗车团伙中，有当地居民充当眼线，他要提前观察每辆车，要研究车主的习惯。”

  &1dquo;那么你当然对在谢尔科夫斯基大道地区生的汽车盗窃案也一定会感兴了。”娜斯佳说。

  &1dquo;当然感兴。既然你们这一地区的车经常被盗，且很少能找回，于是，我就冒险来到你们分局，请求给我安排一次与这个眼线的会晤。他们一开始，当然，还是不同意的，做出一副不理解的样子，说什么这里一切正常，东西没有丢失等等。我就死缠硬磨，最后竟把他们给说服了。于是，他们领我去认识了这个小伙子，但要求我不要告诉他，是当地的警察出卖了他。分局好像也在研究要抓他，想悄悄通过他使整个团伙暴露。相比之下我这样做太愚蠢了。”

  多岑科笑了，笑得那样迷人、愉快。他为自己能够说服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给他安排与眼线的会晤而得意洋佯。

  &1dquo;总之，我对这个眼线真是卑躬屈膝，我说，你是如此重要的见证人，那些坐在&1squo;奥迪’车里的大汉——那些可恶的罪犯，如果不尽快找到并把他们关进牢房，世界将不得安宁。小伙子非常倔犟，就像一头被绳索套住的猪一样，什么也不承认，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辆&1squo;奥迪’和并排停着的黑色&1squo;奔驰’。不过，看得出来，他更喜欢那辆&1squo;奔驰’轿车，因为它更，但主要的还是这是一辆空车。因为那些人在&1squo;奥迪’车里坐了整整一夜，且这辆车是1991年生产的，旧了些。若不是&1squo;奥迪’里坐着人，那帮盗车团伙当夜就会把你熟人的那辆&1squo;奔驰’轿车给卖了。”

  &1dquo;车的牌号呢？你快说说，别再折磨我了。”娜斯佳恳求道。

  &1dquo;车牌号他是记住了，更确切地说，他做出了一副记住了的样子，哎哟，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多岑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突然，他痛苦地皱起眉，原来是面颊上的伤痕由于大笑而有点疼痛，&1dquo;我问他，你记住了车牌号没有？他磨磨蹭蹭，犹犹豫豫，左顾右盼，似乎记住了，但又没有把握。为了唤醒记忆力，他说要去灌木丛&1squo;方便’一下，我同意了。于是，他退到一边，背朝着我，我仔细一瞧便明白了，原来他没有解小便，而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便条本并翻开看什么。你知道吗？他在本上列了清单，登记着每辆车的牌号、型号、颜色、车主住处，以及盗车团伙所需的其他各种数据。但是，当着我的面，他是不能掏出便条本的。要知道，没有便条本，他仅仅是一个被我找到的记住了汽车牌号的见证人。而拿着便条本，他就是同谋者，是眼线。但是，我最终还是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我已经将车牌号记下了，并与他告辞，准备去给市汽车检查局打电话。就在这时，一群傻货突然向我扑来。显然，是他的一些朋友。见此情况，眼线拔腿就跑，当他跑到离我不到百米的时候，他们就和我打了起来。眼线见状又往回跑，拼命地喊着，让他们别打我。简而言之，一切很快就结束了，真可谓战决。不过，我还是吃了一点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