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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虑终（第2页）

郁离子曰：“世之抱一隅之闻见者，何莫非是哉！是故众醉恶醒，众贪恶廉，众淫恶贞，众污恶洁，众枉恶直，众惰恶勤，众佞恶忠，众私恶公，众嫚恶礼，犹鸱鸮之见人而赫也。故中国以夷狄为寇，而夷狄亦以中国之师为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贵大同也。”

郁离子曰：“治天下者其犹医乎。医切脉以知证，审证以为方。证有阴阳虚实，脉有浮沉细大，而方有汗下、通便、补泻、针灼、汤剂之法，参、苓、姜、挂、麻黄、芒硝之药，随其人之病而施焉，当则生，不当则死矣。是故知证知脉而不善为方，非医也，虽有扁鹊之识，徒哓哓而无用；不知证不知脉，道听途说以为方，而语人日我能医，是贼天下者也。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质；殷之政尚质，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汉承之以宽大，守之以宁壹。其方与证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

郁离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夺缊絮，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缊絮可也。野鸟系于笼中而驯者食也。笼中之不如山薮，入其笼者知之。有童子侧木檠而设食以诱鼠，多获鼠。一夕，逸其一，遂不复获鼠。今使持槲叶之衣，麦麧之饼，而招于市曰：‘舍尔室，捐而服，而来与我共此。’则虽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为之。”

或问于郁离子曰：“井田可复乎？”郁离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乱则可也。夫民情久佚则思乱，乱极而后愿定。欲谋治者必国民之愿定而为之制，然后疆无梗，猾无闾。故令不疚而行。”是故圣人与时偕行，时未至而为之，谓之躁；时至而不为之，谓之陋。今民风不淳，而古道之废兴，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乱，则井田亦可复也。

郁离子曰：“劝天下之作乱者，其招安之说乎。非士师而杀人，谓之贼；非其财而取诸人，谓之盗。盗贼之诛，于法无宥。秦以苛政罔民，汉王人关尽除之，而约三章焉：杀人、伤人及盗而已。秦民果大悦归汉，汉卒有天下。繇是观之，岂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于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杀之权，使之禁暴诛乱，抑顽恶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乱不诛，顽恶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从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禄，华之以宠命，假之以大权，使无辜之民不可与共戴天者，释其雠而服事焉，是诚何道哉！遂使天下之义士丧气，勇士裂眦，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禄，故曰劝天下之作乱者，招安之说。而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则舞干羽而苗格，非与？”曰：“甚哉！俗儒之梏于文以误天下也。《舜典》曰：‘窜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窜与分北，皆非抚纳降附之词也，则岂因其来格而遂为之哉？非人情也。圣人岂为之？必也以兵临之，而后分北。其来格者安之，顽不悛者窜之耳。又况干羽，非特文舞，则非曰诞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谋，明矣。《皋陶》曰：‘苗顽弗即工，帝念哉，念兹在兹。’则有虞之君臣，不顷刻而忘苗，可想而见，岂若后世衰微偷情之君臣，以姑息为幸，而以劝贤之爵禄，劝天下之大憝哉！”盗犨盗犨以如芒之钩，系八尺之丝，构牛舌而牵之，宵夜而牛随之行，莫之违也。故世之善盗牛者称犨焉。郁离子曰：“是所谓盗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机而运之，蔑不从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盗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盗用之矣。”

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郁离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数者可也。故铸钱造币虽民用之所切，而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权以行世。故其禁虽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盐则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则可食，不必假主权以行世，而私之以为己，是与民争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则‘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先王之禁亦过与？”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将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异矣，矧百亩之田无家不受，而不饥不寒乎？”

刘伯温立足民生的政治、经济思想即使今天也有很多借鉴意义。

公元138o年，涂节上书举报胡惟庸谋反，胡惟庸以谋反罪被处死。胡惟庸被杀后，明太祖遂罢宰相，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举措对以后5oo余年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神机妙算的刘伯温似乎早就算到了胡惟庸的结局。

《明史·列传·卷十六》：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公元1381年，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庆奉节），享年七十二岁。宋濂堪称人臣典范，可是他心中的“圣人”，还是要把他斩草除根，经马皇后及太子朱标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卒于徙途。临终时，正坐敛手而逝，想必此刻的他对天道人心的理解应该已经然物外，安之若命。

宋濂对于佛、道二氏，尤其对于佛教典籍，也曾潜心研究，并多所汲取。在天道自然观方面，他借用医家与早期道家所使用过的“气母”即“气者生之母”的说法，认为宇宙的升降运动和四季庶物的欣荣藏息，是“气母”即“元气”运行的缘故。这种“气母”或“元气”，“其出无根，其人无门”，无涯无际，人们虽不能觉察它，但它确实存在。宋濂认为，理，亦即天地之心，是绝对的，它通过元气而致有万物和运动。自然界所以充满生机，就是因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通过元气在起作用。他认为，求道问学，修养道德，就在于体认和获得这个“天地之心”，而使“吾心”能够“冲然”、“渊然”、“浑然”、“凝然”、“充然”。苟能如此，人便能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于是便实现了“君子之道”。

对于“吾身之心”，宋濂称之为天下“至宝”，因而人“心中自有圣人”，不劳外慕，关键在于如何去“识心”、“明心”。而“识心”、“明心”的方法则为不断克除“人伪”，做到“存心”。克除“人伪”之法又在于学，学的内容就是记录圣人之心的六经。同时，宋濂也曾谈到格物致知，但未论述其具体的方法、步骤，而更热心于倡导佛教破二边的不二法门，以佛教为“人道之门”。因而宋濂之学兼有朱学、6学的特点，并受佛学的影响。

方孝孺：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识可以鉴一世，而举世不能知公之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获终于正寝。德可以涵濡万类，而不获盖其后昆。公之所能者，皆众人之所难勉，而未尝自以为足。其所遇者，皆众人之所难处，则快然委命，而不置乎休戚。此公所以跨越前古，拔彚伦，控宇宙而独立，后天地而长存者乎？

公元1392年，朱标患病去世，同年九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

朱标的去世对整个明王朝的政治格局影响巨大，改变了大明王朝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

为了朱允炆更好的当政，朱元璋又对开国功臣下手了。

公元1393年，蓝玉以谋反罪被杀，剥皮实草，传示各地。究其党羽，牵连致死者达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玉案”。

公元1398年，朱元璋驾崩于应天皇宫（南京故宫），下遗诏：“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朱元璋早年的悲惨经历，让他对人性恶的一面有深入骨髓的认识，即使当皇帝后，除了最亲近的马皇后和朱标以外，几乎不信任任何人。估计他一直怀疑刘伯温对他的诚意，所以封刘伯温为诚意伯。的确，刘伯温当过元朝的官，也当过明朝的官，他不忠诚于元朝，也不忠诚于明朝，他忠诚于他心中的道德。

朱元璋经历过社会失序的战乱年代，所以对秩序有近乎疯狂的渴望，当皇帝后，无时无刻不在研究如何制定制度维护秩序，在实行《大明律》、《大诰》之后，还专门设立锦衣卫，并且授予锦衣卫侦查、逮捕、审判和惩罚罪犯的权力，监视大臣，实行特务统治。

公元1398年，明惠宗朱允炆即位，史称建文皇帝。

建文皇帝即位之初，一改洪武之苛政，亲贤好学，于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大赦天下，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更定内外大小官制。旌表节孝，赈济灾民。建文元年（1399年），用齐泰、黄子澄之计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实施削藩后，导致湘王自焚，齐王、代王、岷王被废。七月，燕王朱棣借口“清君侧”起兵，动“靖难之役”。

公元14o2年，京师被攻陷，朱允炆从此下落不明，一说在宫中自焚而死。一说从地道出逃，改换僧装，在各地流浪。

当初，朱棣率军从北平出时，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朱棣，说；“南京城攻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点头应承。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不愿意，朱棣怒，命令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还将方孝孺“灭十族”。

《深虑论》：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豫让论》：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令人唏嘘的是，方孝孺写了《深虑论》却没有制胜之策，写了《豫让论》，最后还是和豫让一样为忠诚而死。智伯的失败在于刚愎自用，建文帝算是从善如流了，可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呢？

张廷玉：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

朱棣的性格最像朱元璋，但是无论能力，胸襟和气量都比朱元璋差很多，朱元璋大肆杀戮，是为了给子孙留一个太平江山，也希望他的继承人仁明孝友，施行德政，以安吾民。可朱棣大肆杀戮，完全就是为了他的政治野心，为了巩固权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朱棣即位后，先就是将6续捕获的建文王朝旧臣以残酷的刑法一一杀戮，甚至还诛灭三族。旧臣景清在朱棣即位后，刺杀朱棣未成，结果被朱棣剥皮，悬于城门上，并将景清全家诛杀，而且还株连左邻右舍，甚至连他出生的村子也都斩尽杀绝。这种空前绝后的大清洗，史书称之为“瓜蔓抄”，先后被杀的人达数万之多。

刘伯温之子刘璟后因对明成祖直言：“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被捕入狱，在狱中自缢。

其后，朱棣诏告天下：建文时期更改的成法，全部恢复旧制。

其后，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恢复了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设立东厂，合称厂卫机构，天下臣民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

按照朱棣的秉性和能力，加上朱元璋对藩王的约束防范，藩王造反是很难成事的，但是朱允炆这边昏招频出，再加上老天爷派了妖僧姚广孝来协助朱棣造反，所以造反成功了。

《明史·姚广孝传》：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姚广孝是否知道天道，我不清楚，但是他一定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他对形势的判断和战略部署也很准确。

姚广孝早年出家为僧。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1382年，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为已故马皇后诵经荐福。姚广孝以荐入选，随燕王朱棣至北平住持大庆寿寺。从此经常出入燕王府，参与夺位密谋，成为朱棣的重要谋士。朱棣“靖难”称兵前，他曾多次为朱棣出谋划策。

《明史·姚广孝传》：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姚广孝这个人很奇怪，他造反，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可能他觉得他就是带着造反的使命而来，即使生灵涂炭也要造反，造反成功了，他也完成了使命，于是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姚广孝晚年着有《道余录》，反驳过往的儒者，也解释他心中的道德性命。

逃虚曰：明道既言道即是性，性岂有好不好耶？此妙真如性，本然清净，岂容外物之所污染？故佛以莲华为喻，莲华生于淤泥中，而不被淤泥之所污染，此妙真如性，在众生烦恼心中，而不被烦恼之所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