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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虑（第3页）

公元266年，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曹魏灭亡，西晋开始。

司马炎在位初期，革新政治，振兴经济。厉行节俭，推行法治，颁行户调式，促进人口增长，使得经济社会呈现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咸宁五年（279年），动晋灭吴之战，实现全国统一。此后，骄奢淫逸，怠惰政事，分封诸王，为“八王之乱”埋下隐患。

公元29o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

魏晋时期，流行“玄学”，玄学强调“有生于无”，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

除了玄学意外，佛教也在中国迎来了大展。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特别是被乱世所困扰时，便想找一种希望和寄托，这促使人们将希望都寄托在了佛的世界。魏晋间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其中之一。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贬低佛教，到南朝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生宗教冲突。佛道之争中，道教是比较被动的，不仅造出一个传说，强调佛陀是老子变的，而且还大量抄袭佛经的内容。

道家追求清静无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佛家追求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破除分别心，放下执念贪嗔痴。佛道之争，争来争去，道教争的不过是名利，佛教争的不过是香火，都偏离了道家和佛家的本来面目。

公元281年，一座战国墓出土大批古书，《竹书纪年》即是其一。

《竹书纪年》全书共13篇，记载了夏、商、西周、春秋时的晋国以及战国时的魏国的历史，按年编次。《竹书纪年》不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指导思想，大量记载古代“放杀”的历史，比如书中记载了启杀益、太甲杀伊尹等事件。此外，书中很多事件的记载也和其他史书的记载颇有出入。比如：书中记述，自周受命直到周穆王时应该是1oo年，而并不是周穆王1oo岁等。《竹书纪年》一书，以记载王室争权夺利的斗争为核心。

《竹书纪年》因其写作的思想和所记内容与正统的儒家思想大相径庭，受到后世儒家贬斥，该书的学术地位日渐下降，甚至被称为“荒诞”之书。但是，现在的历史学家对《竹书纪年》仍十分重视。

公元291年，西晋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内乱，史称八王之乱。

公元3o4年，氐族领袖李雄占成都，自称“成都王”，史称成汉。

公元3o4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史称前赵，是五胡建国的开始。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劝说下，于建康登基，东晋开始。

公元42o年，刘裕代晋自立，定都建康，国号宋。

公元439年，鲜卑北魏统一北方。

公元5o2年，萧衍称帝，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展有益。南朝梁后期国政败坏，导致侯景之乱，战火使南朝的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

梁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后来又笃好佛教，相传梁普通年间，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传播禅法，后为武帝闻知，于普通八年（527年）迎来建康。

梁武帝问达摩大师：“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摩云：“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摩云：“不识。”

达摩和梁武帝对话后，梁武帝深感懊悔，得知达摩离去的消息后，马上派人骑骡追赶。追到幕府山中段时，两边山峰突然闭合，一行人被夹在两峰之间。达摩正走到江边，看见有人赶来，就在江边折了一根芦苇投入江中，化作一叶扁舟，飘然过江。

公元549年，萧衍躺在台城皇宫净居殿，嘴里苦，索要蜂蜜不得，在出了两声”嗬！嗬！”的声音后，便在饥渴交加中逝世。

《容斋随笔》：予观梁武帝启候景之祸，涂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其不知罪知已亦甚矣！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589年灭陈朝，方使中国结束了3oo年的动乱和分治。

杨坚是被尼姑抚养长大的，这位尼姑不仅照顾了杨坚的生活，还给他起了小名“那罗延（金刚不坏）”。

隋文帝即位后，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

公元581年，针对北周刑法繁杂苛酷的情况（史称“内外恐怖，人不自安”），即命高颎、郑译、杨素、常明、韩濬、李谔、柳雄亮、裴政等人，于北魏、北齐旧律的基础上改定新律

公元583年，又以“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每年断狱，犹至万数”的原因，特敕命苏威、牛弘等人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修改《新律》，主旨在于“权衡轻重，务求平允，废除酷刑，疏而不失”，完成了历史上着名的《开皇律》。

公元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

统一全国后，杨坚励精图治，开创了辉煌的“开皇之治”。不过时值盛世，却有人现了危机。

《资治通鉴》：初，帝之克陈也，天下皆以为将太平，监察御史房彦谦私谓所亲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其子玄龄亦密言于彦谦曰：“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

《隋书》：宝常尝听太常所奏乐，泫然而泣。人问其故，宝常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将尽。”时四海全盛，闻其言者皆谓为不然。

公元6o4年，杨广即位，改年号为大业。

公元6o7年，杨广颁《大业律》。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

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

在位期间，杨广对内修造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迁都洛阳，穷奢极欲，滥用民力，赋税征敛繁重，使百姓怨声载道。对外频繁动战争，攻灭吐谷浑、征讨流球，三征高句丽致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存，最终引大规模农民起义，导致隋朝崩溃灭亡。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为“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在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惯性的考量中，选择了儒家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李渊还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艺文类聚》是唐代文学家、书法家欧阳询与令狐德棻、陈叔达、裴矩、赵弘智、袁朗等十余人于武德七年（624年）编纂而成的一部综合性类书，该作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它保存了中国唐代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许多诗文歌赋等文学作品。

在宗教方面，面对隋末唐初极为兴盛的佛教，李渊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李渊最后因为“玄武门之变”而禅位，故没有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生，之后不久，李渊传位于李世民，是为唐太宗。

《贞观政要·论政体》：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资治通鉴·唐纪》：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唐太宗虽然重视教化，但是也没有放松法治。“先存百姓”是唐太宗法制思想中的精髓。同时随着唐太宗对君民之间关系理解得愈加透彻，更是将君民关系比喻为舟和水，他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正是因为唐太宗对君民关系有了重新的审视，提出并践行了“先存百姓，安人宁国”的法制思想，才为“贞观之治”的实现夯实了基础。

宰相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

公元638年，禅宗六祖惠能出生了。

惠能三岁丧父，稍长靠卖柴养母度日。因听人念《金刚经》，得知是黄梅弘忍处传授，于是在龙朔元年时，赴黄梅参见弘忍，作“行者”，在碓房舂米。后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寺僧各作一偈。上座神秀主张渐悟，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主张顿悟，让人代书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得到弘忍赞许，密授法衣。因惧人争夺法衣，回到岭南，混迹市间十六年。

慧能的禅法以定慧为本，认为觉性本有，烦恼本无。直接契证觉性，便是顿悟。他说自心既不攀缘善恶，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因此，他并不以静坐敛心才算是禅，就是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动作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这就不同于北宗的教人静坐看心，认为那样将心境分为两截，不能契自心性而生智慧。他教人只从无念着手，并不限于静坐一途。

强调“见自性清净，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