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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宣公十二年（第1页）

鲁宣公十二年

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质。

郑襄公滑头，楚庄王却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十二年春，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楚军日夜围攻新郑，长达十七日。郑国人受不了，想求和，为此而占卜，结果是不吉。那就只能跑到宗庙大哭，把战车都摆到巷道上，准备决一死战了，又为此而占卜，结果是吉。于是全城人跑到宗庙前大哭，城墙上守卫者不能参与，也都哭。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做困兽之斗，真是令人唏嘘。楚庄王听到这凄惨的哭声，下令部队停止进攻，撤退。郑国人趁机修缮城池。楚军又来进攻，围城三月，终于攻克。楚庄王自皇门进入，到达新郑的“逵路”，也就是城中大街。郑襄公则按照古人的做法，袒露上身，牵着一只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孤不顺应天意，不能够侍奉君王，使得君王怀着怒气来到敝国，这是孤的罪过，岂敢不唯命是从？如果要将孤俘虏到江南，流放于海滨，也全凭君王吩咐；要灭亡郑国，分割土地来赏赐诸侯，让郑国人作为奴婢，也听君王吩咐。如果承蒙君王念及从前的友好，向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祈福，而不灭绝敝国，让敝国改而侍奉君王，同列于楚国的诸县，这就是君王的恩惠，也是孤的心愿，但又不是孤所敢指望的了。谨此吐露心声，请君王发落。”

楚国的大臣们都说：“不可以答应，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国家，岂能赦免？”楚庄王却说：“他们的国君能够低三下四，必然能够取信和役使百姓，这个国家还是很有希望的吧！”于是退军三十里，同意郑国媾和。楚国派大夫潘尪进入新郑结盟，郑国则派公子去疾到楚国当人质。

楚庄王去年灭陈而复陈，今年亡郑而存郑，表现得颇有君子之风。不能否认，楚庄王是位有德之君。但是，所谓“德”并非良好的愿望，更非克己复礼的隐忍，而是经过周密的权衡之后，所能选择的最为理性的道路。要知道，陈国和郑国不是一般的小国，楚国如果用武力消灭这两个国家，势必引起中原各国的警醒，会导致齐、鲁、卫、宋等国死心塌地地追随晋国，对楚国形成压倒性的威胁。以楚庄王的智慧，怎么会做这样的傻事呢？所以，不妨做个顺水人情，让天下人看到楚国的宽大，增强楚国的向心力，团结更多的盟友来对付晋国。

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佐之；士会将上军，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随武子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酌》曰：‘於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

楚国攻打郑国，晋国便来救援郑国，只不过来得晚了一点——楚军春季攻城，前后将近四个月。晋国大军赶到，却已经是六月，郑国已经投降了。

晋军由中军元帅荀林父统领，先（先且居之孙，受封于彘，原文中又称作彘子）为中军副帅；士会为上军元帅，克（缺之子，即献子）为上军副帅；赵朔为下军元帅，栾书（栾盾之子，即栾武子）为下军副帅。赵括、赵婴齐（均为赵盾的同父异母兄弟，即屏括、楼婴）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荀林父的弟弟，受封为智，智通知，原文中又称作知庄子）、赵同（也是赵盾的同父异母兄弟，即原同）为下军大夫。韩厥（韩简之子，即韩献子）为司马。可以说是人才济济，而且个个都是根正苗红、血统高贵的世家子弟。然而，问题就出在高贵的血统上了。

晋军到了黄河，打听到郑国和楚国已经媾和，荀林父便想回去，说：“没能救援郑国而劳累百姓，我们这些人跑到这里来干吗？不如等到楚军撤退了我们再出兵讨伐郑国，为时不晚。”

士会对荀林父的意见称善，他以为：但凡用兵，伺机而动。如果敌人的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礼义都合乎其道，是不可抵挡的，不能进攻这样的国家。

士会分析：楚庄王讨伐郑国，愤恨其两面讨好、三心二意，而又哀怜其弱小卑微、不能自主。因为郑国背叛，就讨伐它；郑国服了，就放过它，可以说是有德有刑。讨伐背叛，这是有刑；安抚顺服，这是有德。现在看来，楚庄王的德和刑都已经树立了。去年入陈，今年入郑，虽连续作战，百姓没有感觉疲乏，国君没有招致怨恨，说明政令有常。整顿部队发动战争，行商、农民、工匠、店主都不废其业，步兵与乘车的武士和睦相处，各安其职，互不相犯。孙叔敖为令尹，执政楚国，择其善法而从之。行军布阵，右军以主帅之车辕所向而进攻，左军负责粮草辎重，前军高举旌旗开路以备不虞，中军分析形势、权衡利弊，后军以精兵为预备队。各级军官根据物象而行动，军队管理无须号令即井然有序，这就是能用典则了。楚庄王选拔人才，同姓中选择亲近支系，外姓中选择故旧之臣。选拔不遗漏有德之士，赏赐不错失有功之臣。对老人恩惠有加，对旅客有所赐予。君子小人，各有其服色。尊贵者享有一定的礼仪，低贱者亦有一定的等级，这就是礼节没有不顺的了。由此观之，楚庄王德行已立，刑罚施行，政事有成，事务合时，典则顺从，礼仪顺当，怎么能够抵挡他呢？

士会又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此乃用兵的基本原则；吞并弱者，攻击昏昧，则是动武的基本原则。他建议荀林父：“您还是知难而退，整顿军备，筹划怎么攻击弱者吧！这里还有弱小而昏昧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攻打楚军呢？仲虺（商汤的谋臣）有言：‘攻取动乱之国，欺侮灭亡之国。’说的就是吞并弱者。《酌》（《诗经·周颂》篇名）之诗云：‘天子的军队多么壮观啊，带着他们去攻取那些昏昧的国家吧！’说的就是攻击昏昧。《武》（亦为《诗经·周颂》篇名）之诗云：‘功业无有复加。’安抚弱小的国家，进攻昏昧的国家，以求建功立业，这就可以了啊！”

士会啰啰唆唆说了一堆话，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楚国咱们是打不过的，拣个软柿子捏捏倒是正经事。这是聪明的做法，然而先不认同荀林父和士会的观点，他以为：“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诸侯，主要是因为军队武勇，臣下尽力。现在对楚军避而不战，就会失去诸侯的支持，不能说是尽力；有敌人而不去战斗，不能说是武勇。因为我们这些人而失去霸主的地位，不如去死。而且整顿部队出兵，听说敌人强大就后退，非大丈夫所为。获任军队的统帅，却以非大丈夫而告终，这种事情只有各位能做得到，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军中议事，有分歧很正常，摆在台面上说，说完了，还是要听命于最高指挥官，也就是中军元帅荀林父。但是，先不是这么干的。荀林父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以中军副帅的身份，带着“中军佐”，也就是自己统率的那一部分中军部队，擅自渡过了黄河。

回想起来，晋国军中这种目无统帅、自把自为的搞法，并非先首创。早在十八年前（鲁文公十二年）的河曲之战，赵穿便不顾将令，擅自出战，后又泄露军机给秦国使者，导致晋军无功而返。然而，由于赵穿是赵氏子弟，又是晋襄公的女婿，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自打那时候起，晋国的军纪在这些世家子弟面前便形同虚设。先此举，也不过是有样学样罢了。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瘙
棽，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谓之《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韩献子谓桓子曰：“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师遂济。

荀首以为，先的这支部队必定是完蛋了，并以《周易》的“师之临”来剖析这件事——

《周易》的师卦，上卦为坤瘙
椺，下卦为坎瘙
椾，初爻由阴变阳，则上卦为坤瘙
椺，下卦为兑瘙
楃，变成了临卦，这就是所谓的“师之临”。师卦初父其爻辞为：“师出以律，否臧，凶。”大意是：但凡出兵，宜号令整齐，不如此则凶。

做任何事情，顺其道而行之为“臧”，逆其道而行之为“否”。坎卦为水，为河流，有聚众之象。兑卦为少女，为沼泽，有柔弱之象。由坎卦而变成兑卦，有如众人离散而变柔弱，又如流水堵塞而为沼泽。依靠法令来指挥三军，有如指挥自己，这就叫作“律”。指挥不顺畅，“律”就成为一句空话，有如流水从充盈到枯竭，堵塞而不整齐，这便是凶象了。流水堵塞不动而形成临卦，先上有统帅却不听从命令，难道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临”吗？所以说，先的部队如果遇到敌军，必定失败。先为罪魁祸首，就算是侥幸逃脱，也必有大灾。

荀首是荀林父的弟弟，他的这番话说得没错，如果先战败，责任在其本人。但是，仅仅是先担责任吗？韩厥一针见血地向荀林父指出：“先率领偏师被消灭，您的罪才是最大的。您是元帅，部队不听指挥，是谁的罪过？失掉郑国，又丢掉部队，这两个罪已经够重了，还不如前进。就算打不赢，责任大家一起分担。与您一个人背负所有的罪责相比，六个人来共同承担，不是更好一点吗？”

韩厥的逻辑：第一，先自把自为，偏师犯险，主要是因为荀林父治军不严。如果先失败，第一责任人不是先，而是荀林父。这个逻辑，是先秦儒家的逻辑，管理上出了任何问题，首先追究领导责任，也就是所谓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秦汉之后就不一样了，国家出了任何问题，不是最高领导者的责任，而是下属和基层的责任，也就是所谓的“经是好经，歪嘴和尚念歪了”。第二，荀林父如果要摆脱管理失职的责任，最好的办法就是全军渡河，与楚军决战。这样一来，即使战败，也是三军正副统帅共同担责，比荀林父一人担责要好。

晋军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全部渡过了黄河。

楚子北师次于。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将右，将饮马于河而归。闻晋师既济，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令尹孙叔敖弗欲，曰：“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参曰：“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令尹南辕、反旆，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晋军对是战是退存在分歧，楚军也一样。

当时，楚庄王大军北上，驻扎在地。沈尹（其人不详，一说为孙叔敖）统帅中军，公子婴齐统帅左军，公子侧（字子反）统帅右军，本来打算饮马黄河以示纪念，然后打道回国。听到晋军渡河的消息，楚庄王就想赶紧回去。不料，有一个本来根本没有权力发表意见的小人物跳出来，坚决要求开战。

此人名叫伍参，是一个“嬖人”。

前面介绍过，“嬖”的意思是地位低贱却受到君主的喜爱。由此猜测，伍参有可能是给楚庄王端茶倒水的内侍，也有可能是说笑解闷的伶人，总之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按理说，军国大事是轮不到他插嘴的。令尹孙叔敖便说：“往年入侵陈国，今年讨伐郑国，并非没有打仗。现在又要和晋国开战，如果战而不胜，你伍参的肉够让我们吃吗？”伍参反驳：“如果能够打胜，说明孙叔敖无谋；如果打败了，伍参的肉便在晋军手上，轮得到你吃吗？”

这是耍嘴皮子的话，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孙叔敖自然也不会听，将战车转向南方，并倒转旌旗，以示退兵之心。伍参又去找楚庄王，说：“晋国现在参政的是新人（指荀林父，刚当上中军元帅不久），不能政令通达。他的副手先刚愎自用，不仁不义，不肯听从命令。他们的三军统帅，都想独断专行却又做不到。想听从命令吧，又没有上司。这么多人，到底听谁的指挥？这一次行动，晋军必然失败。而且，您作为楚国的国君而逃避与晋国的臣子作战，置江山社稷于何地？”

伍参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晋军的弱点就在于统帅荀林父不能服众，三军将士号令不一，某些将领自把自为。说穿了，晋军就是一盘散沙。面对这样的敌人，有什么理由不去进攻，反而要逃跑呢？

楚庄王一点即明，而且他也害怕背上一个“君而逃臣”的恶名，遂传令孙叔敖把战车改向北方，自己驻扎在管地等待他。就这样，城濮之战后三十五年，晋国和楚国之间的又一场大规模战争拉开了帷幕。

晋师在敖、之间。郑皇戌使如晋师，曰：“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彘子曰：“败楚、服郑，于此在矣，必许之。”栾武子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子良，郑之良也。师叔，楚之崇也。师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郑亲矣。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郑不可从。”赵括、赵同曰：“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赵庄子曰：“栾伯善哉！实其言，必长晋国。”

晋军驻扎在敖山与山之间。郑国派皇戌为使者来到晋国军营，说：“郑国之所以跟随楚国，是为了保存江山社稷，其实对晋国并没有二心。这些年来，楚国因为屡次打胜仗而骄傲自大。今年围攻郑国，出兵好几个月，部队已经疲惫气衰，没有斗志了，而且不设防。您进攻他们，郑国的军队随后跟上，楚军必败。”

皇戌这番话，简直是在哄小孩。这些年来，郑国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艰难地生存，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身墙头草的本领，左摇右摆，左右逢源。晋国势大的时候就倒向晋国，但是私下里又与楚国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楚国打过来了就投降楚国，但是又要与晋国暗通款曲，鼓动晋国与楚国交战。郑国难道真的对晋国没有二心，真会跟随晋军去攻打楚军吗？别做梦了，它的唯一选择是：跟着胜利者走，谁失败了就打谁。

但是，对先来说，皇戌的话就是一针强心剂，他说：“打败楚国，降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必须答应郑国的请求。”栾书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以为，自从鲁文公十六年楚国打败庸国以来，楚庄王无一日不用心治理国家：

其一，以百姓生计不容易、祸患随时有可能到来、时刻保持警惧戒备不可松懈来教训国人——这是树立忧患意识。

其二，对于军队，无一日不再三告诫将士们，世上没有常胜不败的军队，商纣王曾经百战百胜却最终无后于世——这是因为楚国近年来连打胜仗，担心将士们骄傲轻敌。

其三，用若敖、冒筚路蓝缕，开辟山林的故事来教育他们。若敖、冒具为楚国先君。所谓筚路蓝缕，就是驾着简陋的柴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形容创业的艰难——这是忆苦思甜。

楚庄王还作箴言：“国计民生取决于勤奋，勤奋了不会匮乏。”这难道是骄傲自大吗？

至于说楚军已经气衰，晋国的先大夫狐偃就曾经说过：“师出有名，理直气壮；师出无名，理亏气衰。”晋国不合于德，又结怨于楚，晋国理亏，楚国理直，这就不能说楚军气衰。楚庄王的卫队，分为左右两广，每广有战车一卒（楚国军制，一卒为战车三十辆），每卒又分为左右两偏。每日清晨，右广先驾车执勤，到了中午再交给左广，左广执勤到晚上，入夜则有内卫依次值班保卫，以防备意外发生。这不能说没有防备。

再说楚国和郑国的关系。公子去疾是郑国的良臣，潘尪在楚国地位尊崇。楚国派潘尪到郑国结盟，郑国派公子去疾到楚国当人质，两国已经很亲近了。郑国派人来劝晋军开战，晋军获胜就臣服晋国，晋军不胜就跟从楚国，这是拿晋军作为占卜的工具啊！

栾书由此得出结论：郑国人的话不可信。

赵括、赵同说：“带着大军到这里来，就是为了与敌人决战。战胜敌人，得到属国，又等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跟着先走！”这真是不知死活了。荀首便感叹：“赵括、赵同，自取其祸。”

作为赵盾的儿子，赵朔倒是比较清醒，他不敢反对赵括、赵同两位叔叔，只能拐弯抹角地说：“栾伯说得对啊，听他的话，必使晋国长久。”